Soeren Kierkegaards Enten-Eller paa kinesisk

《非此即彼》译者的话

    这次翻译《非此即彼》所用的丹麦语版本是索伦·基尔克郭尔研究中心1997年的版本。在翻译过程中使用的对照版本是Howard V. Hong在1987年出版的英文版本和Alexander Michelsen und Otto Gleiß在1885出版的德文版本。在翻译临近结束的时候，我获得研究中心Niels Jørgen Cappelørn先生的帮助，他对一些疑难文字段落所作的说明使得我解开了诸多困惑的节点。而在译稿完成了之后，我与中国社科院王齐女士交流，她向我提出不少建议，其中牵涉到中国图书市场和学术界的阅读习惯。在一些细节上，我接受了王齐女士的建议而努力与国内已有的阅读习惯保持和谐。而对于一些中文日常语言里原本没有的概念，为了避免迅速阅读所造成的误解误读，译者往往宁可使用读者们不习惯的词，也不使用会导致误读而在表面上能让读者感到习惯的词。对于一些哲学上应当得到强调的一些字词的翻译[*]，国内已有的阅读习惯就不是翻译所关心的重点。另外，如果一些中国的文学爱好者抱怨注释太多无法直接读顺或者读懂基尔克郭尔的哲学著作，译者只能感到抱歉而爱莫能助，因为在丹麦的文学爱好者中，能够直接读顺或者读懂基尔克郭尔的哲学著作的也仅仅是少数对德国唯心主义和罗曼蒂克时代人文背景有比较全面了解的读者，而书中的大部分注释本来就是为丹麦读者提供的阅读理解上必要的辅助工具。

　在这里我也说明一下。书中出现的页脚注，都是作者本来书中的注脚。尾注中带有方括号的都是丹麦文版的注释集里提供的注释。尾注中不带方括号的是译者给出的注释。

    下面，我对一些翻译用词作一下大致的说明。

　名词“定性”的丹麦文是Bestemmelse，有“定立性质”的意思。“确定性”的丹麦文是Vished、Bestemthed等，表示确定。

　形容词“正定的”的丹麦文是positiv，为避免“肯定”这个词所引起的误解和误导，在哲学关联上常常特选此词而避用“肯定的”。意为“正面设定的”。

　名词“辜”，我在文中给出了注脚。辜的丹麦文是Skylden，英文中相近的对应词为guilt。Skyld为“罪的责任”，而在字义中有着“亏欠”、“归罪于、归功于”的成分，――因行“罪”而得“辜”。因为在中文没有相应的“原罪”文化背景，而同时我又不想让译文有曲解，斟酌了很久，最后决定使用“辜”。中文“辜”，本原有因罪而受刑的意义，并且有“却欠”的延伸意义。而且对“辜”的使用导致出对“无辜的”、“无辜性”等的使用，非常谐和于丹麦文Skyld、uskyldig、Uskyldighed，甚至比起英文的guilt、innocent、innocence更到位。

动词“设定”的丹麦文是sætte，对应于德语中的setzen。德国唯心主义从费希特起一直使用的设立原则的概念。可参看费希特和谢林的体系演绎，比如说王玖兴的中译本费希特的《全部知识学基础》。

    名词“权力”的丹麦文是Magt，是支配性、决定性的力量。在一些关联中，为避免物理力量的误解和误导，必须避用其替代词“力量”。

　在一些地方个别地用到的“属性”的丹麦文是Prædikat。在逻辑学的关联中通常被译作“谓词”。在哲学中一般指用于描述一个实体的属性的环节，因此通俗地译作属性。

　作为基尔克郭尔时代审美理论的特定概念，“那喜剧的”这个词对立于“那悲剧的”。如果不强调这一对立，那么也可以译作“滑稽可笑的东西”或“滑稽可笑的成分”。

　名词“承受”的丹麦文是Liden，动名词，相当于德语中的Leiden。动词at lide和名词Lidelse在一般的意义上是指“受苦”和“苦难”。Liden在哲学中是“行为”、“作用”或者“施作用”的反面。在费希特的《全部知识学基础》王玖兴中译本中有相应的“活动的对立面叫做受动”的说法。

　形容词名词化后的名词“那现世的”的丹麦文是det Timelige。与“那永恒的”相对立。意为“属于时间的而不属于永恒的、属于此岸而不属于彼岸的”。时间的、人间世界的。派生名词为“现世性”Timelighed。

　名词“尖矛市民”以及其衍生词。在我刚到丹麦不久，我曾以为这个词是德语的“小市民”的丹麦语化。后来在进一步阅读中才渐渐明白，基尔克郭尔的这个概念并非是简单地指“小市民”或者“小资”。许多尖矛市民往往认为自己是一个反感小市民作风、不认同小资生活的好公民。不过“尖矛市民（丹麦语Spidsborger）”确实是作者从德语里借来的一个词（Spießbürger）。在德语中这个词本来是指“以尖矛武装起来的公民”，他的武器就是一把Spieß（尖矛），保护城市是他的义务。后来这个词被德国人用来指那些目光短浅的保守的小市民（小市民的丹麦语是Smaaborger）。但是作者使用这个词并不是带有偏见的指责或者特指“目光短浅”，作者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是给出了他赋予这个词的含义的，其所指是这样的人：他坚信自己的重要性，坚信他自己的生活就是对于那社会所定出的真与善的准则的表达，而且他认为，他自己通过他的选择会对于这真与善的准则产生影响（但是在事实上，那不是他自己在‘选择’，而是社会的准则在替他进行选择的）。尖矛市民们往往直接地将自己同一于社会的规范，并且顺从地追随社会所给定的习俗。虽然一个尖矛市民看起来可以是像一个“选择”了自己在社会中的公民义务的人，但是他和那些审美的、追求享乐的“浅薄者”相比，也没有本质的区别。有时候看起来一个尖矛市民也许是在极大的程度上投身于世事，然而在他为外在的东西忙碌的时候，他忘记了他自己的自我。在无意识中，他就根本没有脊梁去认可并作为他自己，相反他追随人众的潮流 。虽然这样一个人可以是好公民并且有益于社会，只是严格地说，他在自身之中并没有他的自我。

    在《致死的病症》中，作者这样谈论尖矛市民：尖矛市民通过“自己周围的人众看齐”、通过“忙碌于各式各样的世俗事务”、通过“去变得精通于混世之道”而忘记了他自己、忘记了他（在一种神圣的意义上）自己的名字是什么、不敢信赖于自己、觉得“作为自己”太冒险而“作为一个如同他人的人”则远远地更容易和更保险、成为一种模仿、成为数字而混同在那群众之中。尖矛市民们那里有着外在的必然性，但缺乏可能性。可能性也就是从“精神匮乏的状态”中醒来的可能性。尖矛市民性是精神之缺席，而精神之缺席则是绝望的一种；因为没有想象力，尖矛市民生活在一种对于各种经验的琐碎总体中；他既可以是啤酒店老板也可以是首相。想象力能够把一个人拉出几率性而使得那种使人超越经验自足的东西成为可能，因而使人学会去希望和去畏惧。但尖矛市民恰恰没有这种想象力，并且不想要有这想象力、厌恶这想象力。如果一些事情的发生超越经验，他就会绝望。而信仰的可能性则是他所不具备的。尖矛市民性认为自己支配着可能性、把这个巨大的可塑性骗入了那几率性的圈套或者疯人院，认为自己已经将它抓了起来；它把那可能性关在几率性的牢笼之中，带来带去地展览，自欺欺人地以为自己是主人，却毫不留意到：正是因此它把它自己捕捉起来而使自己成为了那“无精神性”的奴隶，一切之中最丑恶的东西。这就是：在可能性中走迷路的人带着绝望之无畏飞舞摇荡；对之一切都觉得必然的人被压缩在绝望中对“存在”感到力不从心；那“尖矛市民性”则在精神的丧失中得到胜利。

以上是一些对概念的说明。当然还有许多别的概念也需要得到解说，而尾注给出了许多这一类解说，我就不在这里重复了。

　在翻译的过程中可能免不了一些错误，因此译者自己在此译本出版之后仍然不断寻求改善。另外，如前面提及，这个版本寻求与国内已有的阅读习惯保持和谐，一些名词概念被变换为比较通俗顺口的字词，正文中的绝大部分外来语都被移入注脚，而注脚中的文字出处的原文说明都已被删除。当然，译者考虑到一些专业研究者们的需要也保存了一个名词概念没有被变换为通俗顺口字词、正文中的外来语得到保留而注脚中的文字出处的原文说明不被删除的版本（可在此下载：上卷和下卷）。

最后我说明一下，书中似乎作者很多，又是A又是B又是出版者等等。这其实也是作者所坚持的助产式表达形式之一。除博士论文《论反讽概念》和诸多基督教讲演文本是署有真名之外，作者的重要哲学著作都使用笔名出版。这里也不例外，出版者“维克多·艾莱米塔”也是假名。在丹麦文最初的版本中，读者是找不到作者的真名的。

    现在，这个中文版本的《非此即彼》出版了。在这里，我向Niels Jørgen Cappelørn先生、王齐女士、Anne Wedell-Wedellsborg女士、Niels Thomassen先生和Jørgen Hass先生表示感谢，在我对《非此即彼》的理解过程、翻译过程和校读过程中，我曾得到他们的帮助。

二〇〇九年一月

京不特

于丹麦Od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