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督教的世界图像里，人的不幸和痛苦曾经是可以得到意义的，人可以通过上帝的启示之光照亮而领会这种意义。而由于人的原罪，人世间的所有悲惨不幸，诸如疾病和自然灾害，都是来自上帝的惩罚。不幸在善和恶的道德解释之下被赋予合理的意义。然而人类的思想毕竟无法停留在这种天启的“意义”之下，培根提出的“知识就是权力”成为了欧洲启蒙的名言，对自由的追求最终打碎了旧有的世界图像。正是在科学、现代文明和人道主义进程中，世界无法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整体。黑格尔可以算是最后一个尝试着为世界给出一种整体解释的思想家，但是他用来描述“苦恼意识之痛苦”的表达却无情地成为了现代性的现实——“上帝已经死了”，尽管他依旧在一种绝对精神发展过程中以理性的现实性来为各种悲惨现象作辩解：因为动乱历史得以发展，而战争和灾难的必然性是人类精神发展的驱动力（这也是后来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前身）。到了最后“理性”也无法挽回世界的分崩离析，“上帝死了”成为了世界失去其整体意义的标志。尼采看出这一点，他让查拉图斯特拉和《快乐的科学》中的疯人说出这个事实：上帝死了，是被我们谋杀了。这“杀死”上帝的当然不是尼采，尼采只是揭示出这事实：从前人们以上帝的名义拯救，但是科学和人道主义杀死了这个拯救者。但是人们依旧需要这种（外来的）拯救模式，所以重新寻找上帝替身。然而上帝的替身也同样为我们带来幻灭和虚无主义（和灾难），无论是在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还是在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中，无论是佛洛伊德、马克思还是自然科学家们都无法重新为人带来拯救。在这样的前提下，人还是仍旧想回到那最原本的问题上：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对于希腊人来说毫无疑问，――生活的目的是幸福，不管他们对这句话的理解是多么不同。在十八世纪启蒙哲学和现代性烈日般的照耀之下，“幸福”却又悄悄地被驱逐到一边，因为“自由”所占的位置越来越大，从德国唯心主义到后现代的各种解构，哲学中对幸福的反思变得越来越罕见。现在，丹麦哲学家尼尔斯•托马森的人生哲学著作《不幸和幸福》可以算对此的一种补救。
比尼采稍早的丹麦哲学家基尔克郭尔指出，现代人在知识和科学的覆盖之下忘记了生存所具的意义。基尔克郭尔对人生意义的考虑是建立在人的存在及其可能性之上的。对于基尔克郭尔，如果一个人要理解自己、成为自己并且生活在一个真实的生活中，他就必须站立在自身的基础上而向外与世界发生关系，这样他就必须将自己的生活奠基在一种超越之上：这“超越”解说着人的生存并且使得生活在其对立面和烦恼之下依旧成为可能。基尔克郭尔指出：这超越就是基督教。这是那真实的生命根本，在基督教信仰中的生活是那真实的生活形式。基尔克郭尔的这种努力可以说是试图通过个人选择而重新去找到上帝：基尔克郭尔对人的分析所达到的结果就是人在世界上的无奈，而唯一的希望就是通过基督而达到信仰。在此同时，现代人的基本境况却是，我们活在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里。尼尔斯•托马森在《不幸和幸福》里面把基尔克郭尔作为哲学讨论的对象，同时，在一个上帝已死的时代的个人信仰也成为了一个矛盾的问题。（在丹麦，一些神学家把托马森的幸福观看成是一种“自然主义的人生观”，——他对幸福的定义“带着生命喜悦的顺其自然”就成为了一种“此世之中的乐观主义”。注意：神学家们的天国是在彼世）。托马森的人生哲学和基尔克郭尔的存在思考间的关系也就触及了幸福和自由的关系。在基尔克郭尔谈人生哲学的时候，最重要一点是人的自由。托马森在他的书中说：“曾几何时，所有人都追求幸福，而今天我们则狩猎着自由，然而每一个人在其幸福之中才是自由的。如果一种自由是被免除了幸福的自由，那么这种自由就是傲慢自大、就是那不幸的俘虏。自由在我们的文化中成为了其自身的目的，而我们的文化以这种『为自由而自由』的形态把自己出卖给了魔鬼”。他认为一种好的自由是现实的，是有实现幸福的可能性的自由，而不是一种没有对象的空的自由。在欧洲精神过分追求自由之后，托马森把“幸福”重新提出来。他认为可取的自由当然是有幸福的自由。在他所谈论的人生哲学中，幸福占有着极大的比重，——他把人生分成幸福和不幸两种状态，在《不幸和幸福》中按照他的观点从五种不同角度谈幸福和不幸的观点，我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在五种不同角度的分析中，托马森为幸福和不幸的原型给出了极好的论述，并且论述往往是通过对世界上许多文学艺术作品解读而展开的。他在人生哲学上的比较对象不仅仅停留在基尔克郭尔，而且也涉及到比如说海德格尔存在哲学等等。《不幸和幸福》总体应当说不是高深的概念式的著作。它在丹麦属于超出了学术范围的书－－因为前几年丹麦的电视报纸常常谈论起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也算是一部中产阶级中流通的著作。有点类似于从前房龙的《宽容》。但是在中国的话，这部著作在学术方面的性质就更显得明确一些，恰恰是因为此书卷入了对基尔克郭尔的讨论。在丹麦，《不幸和幸福》被大学哲学系以及其他学校用作人生哲学的教科书，这也是因为它对基尔克郭尔的讨论在列出“另一种可能性”的同时也为读者们给出了一种概观：它使得基尔克郭尔著作中各种繁复的人生立场变得了然清晰。零四年的一月份，上海三联出版了基尔克郭尔的《概念恐惧》和《致死的疾病》。这是两部相当艰涩的著作（已故丹麦哲学家魏律•索伦森说过：除了那些实在的专业的书籍之外，《概念恐惧》无疑就是以丹麦语所写出的最高深而难以理解的著作了），而《不幸和幸福》对这两部著作的讨论却能够在其大的程度上为读者们给出理解上的帮助。
在这里我也想说一下，这部书在欧洲的阅读背景和中国读者所具的背景是不同的。如果是在一个没有人身安全保障的社会，比如说在中国社会的文革时代，或者在今天中东的某个战乱国家，一个书生光读这本书而不对周围的世界有所反思，那么他很难进入对幸福和不幸的理解。我也可以拿林语堂的人生哲学书作比较，我认为林雨堂是处在很优雅的生活状态中带着距离欣赏人生，但自己并不完全投入；但在今天的中国，事实上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林语堂式的人生的这种前提，不管是物质上还是心理上。如果一个世界是陷于苦难的世界，那么，品茶审美的所谓“个人幸福”又怎么能给人生带来意义？回顾中国几百年来的苦难反复，毕竟大多数中国人的生命前提是不同于林语堂的。
另外，回到幸福和自由的关系上，幸福对于人生所具的意义并不抹煞去自由自身的重要性。向往幸福的自由是好的，但我还是觉得自由本身也还是有一种意义的，虽然有时候人在自由中并不一定能达到幸福，——这当然牵涉到我从自己的人生经历出发对此的理解。在写到希腊悲剧的时候，尼采提及了俄狄浦斯，这个没有因为命运恶劣而低头抱怨什么悲剧英雄。“（希腊）人要经受多少苦难才能变得如此美丽”，尼采写道。这种对文化意志的总结也可以推及到一个人的个人人生历程。人一旦站在了这种立场上，那么他在总体上就把握着生命本身的意义并且能够为自己的存在承担责任。在这样的视角下，我同时也强调自由的重要性。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信仰问题。我觉得这不是基尔克郭尔、马克思、黑格尔或者托马森能够为读者提供的。我这样说，也是出自对我自己人生经历的理解。常常有朋友问我，我信仰什么宗教。我说，过去人们可以虔诚地信仰童真时代所得到的上帝（或者主义），就是说，那时在他的精神世界里他只有一种宗教文化而没有别的选择；现在不一样，在今天的世界，各种宗教像一个超级市场中的商品，都在对我叫唤说它自己拥有真理，这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尊重”传统的问题了。有时候人难免想让科学来选择，但科学毕竟无法证明信仰（科学自身的根本也是它自己所无法证实的）。这样，作为一种人生哲学的翻译介绍者，就让这个绝对形而上的问题留在那儿吧，我只能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的东西我不谈。如果要信仰就信仰爱吧，因为这对人类（或者说至少对我）来说是一种安慰。在这种意义上，形而上的上帝存在与否，对《不幸和幸福》来说不重要，爱的安慰才是最重要的。也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能够达成自己的伦理；就好像那真正的基督徒会说一个人只能面对自己的上帝，一个人也只能面对自己的伦理。而一个人要达到这种伦理的追求的话，首先必须有一种个人主义的自我选择，这就是说，首先必须有独立的判断和决定，并且从庸众中走出来。于是《不幸和幸福》所作的是人生状态的分析和讨论，判断和选择则是读者自己所要做的工作了。
《幸福和不幸》由华夏出版社出版。定价29元。作者为丹麦哲学家尼尔斯•托马森（南丹麦大学哲学和宗教研究学院教授）。翻译者京不特是基尔克郭尔哲学的翻译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