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开始写作和“中国文坛”无关，和“民主运动”无关，和中国的“诗歌现代派运动”无关。※※※※
　　
　　从小我不会“唱歌”，不喜欢听“歌”。无论是“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还是“贼林彪，孔老二”，“唱支山歌给党听”。所有这些歌都让我厌恶，当然这厌恶不是因为政治意识，而是类似于现在的我在一个月电视中看了一百遍雀巢咖啡的广告之后不愿在看见那个在屏幕上喝咖啡的面孔的那种厌恶——我不愿再听了，这些歌偏偏还要在我的耳边喧嚣，同一个调子在那里喧嚣。
　　大一点了，我能够读中国方块字了，我也开始读一些小说，关于阶级斗争的小说。我被这些故事吸引，因为我当时觉得故事里的阶级敌人被最后打倒是令我痛快的，既然那些阶级敌人在故事中确实是作恶多端的恶霸。我也会写“儿歌”了，东抄一句，西抄一句，因为是小学语文课的作业。我讨厌这些儿歌，不管是书上的，还是被我抄改后的。但是我不得不写，因为我没有办法“造反”，人太小，连“造反”这个词的意义也还没有懂。
　　在我从青城山脚重新回到上海住时，已经会写“记叙文”了。本来我是个喜欢编故事的人，但是学校里规定的“记叙文写作”不准我自己随意编故事，并且一定要我写它所规定的，所以我讨厌“记叙文写作”。“阶级斗争小说”看多了也厌烦，所以我开始自己写一些“吓人的故事（我现在可以称它们为“恐怖故事”）”，给自己看，给班上的同学看。我也开始知道了，“诗歌”是一种把句子行一行分开的东西，但是不喜欢读它们。“党啊……”“人民啊！……”之类的东西是让人在开会的时候念的，我不喜欢；听人读“诗歌”，我就在心里想，“他什么时候才念完呢？”
　　那时喜欢《三字经》，因为大家都在批判它，所以读它就觉得好玩。同样，我那时喜欢孔丘，因为大家批判孔老二，虽然读不懂，也觉得读他才有劲。但是我是偷偷地喜欢这些东西的。
　　整个小学时代，我没有写过议论文，但是我写过一些“决心书”，有点象议论文。当然我那时写得最多的文体是“检讨书”。到了中学，就得写议论文。比如说要批判“何日君再来”，我只好硬着头皮说假话批判，尽管我挺喜欢这歌的（因为这首歌是使我第一次有要唱的愿望的歌，它是一种新鲜的东西）。于是我理所当然地讨厌议论文。这样从小学一直到进入高中，我的作文成绩不是不及格就是勉强及格。
　　但是在后来的高中语文课上，我喜欢“荷塘月色”。我喜欢写抒情文。然后，我爱上的一个班上的女孩（恋爱当然是被禁止的，我是在偷偷地初恋），我读到了朱自清的诗文集《踪迹》，也读到了泰戈尔的《园丁集》和《吉檀伽利》，这才知道诗歌原来是我所喜欢的东西。古代诗词赋曲是在语文课上读了不少（我在小学就喜欢古文），之中我最喜欢的是宋词。当然，按照《平面几何》中的反证法就推断出“原来我从前在报纸和刊物上读到的那些‘把句子行一行分开的东西’不是诗歌。”我开始写诗，并且对那女孩说，“解放后的中国没有新诗也没有散文。但是我许诺你，我将为中国重新写出新诗和散文。我只写给你。”
　　于是，我开始了写诗歌和散文。那时我最喜欢的读物是泰戈尔的诗集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八二年考大学，这才知道原来在中国还有一种叫“朦胧诗”的，也知道了原来从前有叫徐志摩和戴望舒的人写了许多流行的诗歌。但是我没有机会读它们。鲁迅却是我喜欢的。我喜欢他的诗歌散文和杂文（“议论文”），但是不很喜欢他的小说。
　　我考的是理科。八二年，我进入了数学系。当然，我还是在写诗歌和散文，——只是写给那女孩。
　　虽然在进入大学之后我读了徐志摩和戴望舒的诗集，但是除了它们之中只一两首让我觉得不错之外，其余的要让我打瞌睡。而朦胧诗，诸如《双桅船》和《舒婷顾城诗选》等等，也是些让我觉得是在嚼蜡的东西。我宁可反复读《人间词话》，而就诗歌本身而言，泰戈尔无疑要比上面的这些出色百倍。
　　后来我认识中文系八零级的人，比如胡同和阿蔡，等等；我也读了他们的东西。他们为我所带来的惊骇几乎和之前的朱自清泰戈尔没有什么两样。从他们那里，我也读到了郑愁予的《过客》（我当时马上为这首诗叫绝。当然，由于这首诗歌为我带来的震动，使得之后在我带着极大期待地读郑愁予的其它诗歌时，得到的反而是失望）。我为他们的诗艺所折服，在我心中，他们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同时，因为他们都是不在外面的（“官方”）刊物上发表东西的，只是自己油印一些小册子，所以我知道了：中国是有真正出色的诗歌散文的，只是它们不出现在“正规”刊物上，而是以油印的形式出现在“非出版物”上。
　　于是我开始在技巧上模仿他们的作品，象学生一样地听他们谈论文学和艺术。因为他们是我眼中的真正中国诗人。
　　我在写着，也投稿。我的一些回忆童年生活的诗歌被发表了，其它则是退稿。我觉得我那些被退回的诗歌其实是更出色的。数学系里的共青团分团委书记在知道了我写诗之后，来找我为“宣传工作”写东西（我在高中毕业时加入了共青团，我那时信共产主义，只是觉得中国不是共产主义）。我说我写不了政治诗，我只会写爱情诗。后来他读了我的诗稿，觉得“调子太低”，给我做思想工作；我觉得烦，就写了一些“调子”更低的诗歌给他看，并且说，“我只会写这些，这是没办法的”。这样，我突然发现了我其实是一个喜欢和权威对着干的人：“你越是让我向东，我越是要向西；既然老子向东向西都没有伤害到什么人，你凭什么来管老子是向东还是向西。老子写诗歌是为自我，你又不是什么漂亮女孩，你管不着老子写什么；想让我为你们的假共产主义写，没门”。直到那时，我根本没有想到过这个词，“权利”。我只是觉得，自己因为调子低而被“正宗人士”看不惯是正常的。我不会意识到“权利”，因为我已经在小学中学里习惯于被剥夺的“做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情”的权利的生活。所以我那时说，“如果调子不附和‘精神’，我不发表就是了；但是让我写我不愿写的东西，那是不可能的。我不能写文章骗人。”既然我写诗只是为了给自己和那女孩子读，“发表”不“发表”都无所谓。
　　我也开始了自己油印诗集，给自己许多不同的笔名，然后让这些笔名在“油印诗刊”上构成一个“大兴浪头诗歌小组”或者“狼岛派诗人集团”。尽管中文系八零级的诗人们曾经有过被上海公安文保政保调查的经历，我却因为我当时是个无名人物而被“忽略”。当时我在上海师大的作为诗人的“名声”不怎么样，因为一首《生命赞歌》而被称为“色情诗人”，其实在那首诗歌里我根本不想表达色情。生命就是生命，我赞美而已。
　　
　　
　　
※※※※我进入了和“民主运动”有关的地下文学圈子，尽管我对“民主运动是什么”这个问题本身是无知的。※※※※
　　
　　一九八五年春天，我收到“海上”艺术家俱乐部的请柬，去了在华东师大的丽娃茶室的“海上”聚会。在这之前，我已经听中文系八零级的学生们提及过很多次“海上”，以及那些“海上”的成员，诸如刘漫流、天游、海客、默默、孟浪和折声等。根据我所听到的传言推断，我觉得这些诗人一定是和上海师大中文系八零级的诗人“同级别”的诗人（刘漫流、天游和海客都是华东师大中文系八零级毕业的）；而胡同则一再对我谈默默的诗歌天才。我对于这个聚会是神往的。
　　在那里我却只认识了一个“海上”的成员，孟浪。那时孟浪还没有大胡子，看上去挺清秀的。他坐在“接待桌”旁给来客发“登记卡”（当时的场面很正规，好象是国际文化会议一样）。我是兴奋的，想着：这下子我可以认识许多优秀诗人了。油印的“海上”第一期很薄，但要付一元。为了对新的“优秀”进行了解，我也买了。但是读的时候却很失望，只有一首诗是我所喜欢的，那是孟浪的《奇遇》。
　　我和孟浪没有怎么说话，因为他忙着接待来客。那里有两个德国女孩，我就去找她们讲德语，练习我的口语。
　　在我和德国人说话的时候，有人过来问我，“上海师大狼岛派诗人集团的冯征修有没有在这里。”我说我就是。
　　这个找我的人叫吴非，他认识胡同。他向我介绍了他的朋友们：诗人戴之，小说家陈接余，画家张健和因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而遭遇过政治麻烦的胡昕。吴非问我关于“狼岛派诗人集团”，我说那些“京凸”、“海凹”、“冯爱爱”之类的都是我幻想出来的，其实“狼岛派诗人集团”就我一个光杆过过瘾的。他说他发明了一种文学理论，叫“主观意象主义”。他讲了许多关于这理论，我都没有听进去，因为当时我兴奋于认识一个新的圈子。吴非和他的朋友们出了一本油印的刊物，叫做《蹒跚的侏儒》。对于吴非的诗歌，我是绝对不敢恭维，——我彻底看不懂，并且也不相信我能在自己今后的生命里能看得懂。我说我反对晦涩，但是戴之和陈接余的作品是我所能接受的。事实上陈接余出色的作品不是他在《蹒跚的侏儒》上的诗歌，而是他的小说。他给了我一本他的复印小说集《梦之雁》（梦雁是陈接余的笔名）。他们看上去都起码要比我大三四岁，而且他们之所以走到了一起是因为他们在一九七九年人民广场上搞过民主运动并且发起了“存在主义大同盟”（七九年！那时我还在初中里忙不迭地给班主任写检讨书呢），所以我马上对他们有一种对“前辈”的那种尊重。我那时对于“民主运动”是无知的，但是这个名词给我带来一种心灵激荡的感觉，一种可以使我为之献身的崇高感，一种类似于我在高中里宣誓加入共青团时所具的宗教感。
　　但是在他们和我的交谈中，他们丝毫没有那种“文人前辈”指指点点的姿态。他们不是那种因为写作而变得傲慢的人们，虽然我不喜欢或者看不懂他们的大多数作品，我开始喜欢他们了。吴非告诉我，他常去另一个地方，“星期文学茶座”，如果我有空，也可以在星期天去那里找他。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天，我真的去了那个地方。但是“星期文学茶座”是使我失望的。在“海上”的聚会上，我总是能够听见人们谈论那许多我所听不懂的高深文学理论和艺术理论，这样我觉得我以后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而在这里，除了吴非的这些朋友之外，我听见的许多辩论都是我一听就明白并且知道是不高明的理论。而且，在“海上”人们不提官方的杂志或者出版社，只谈诗歌和绘画，或者“海上”杂志本身；而在这里，许多人在把一些蹩脚但在官方有名气的“诗人”“作家”当成他们所崇拜的对象。无疑，这是一个上海城的文学青年聚会地。鱼龙混杂。
　　但是，如果说“丽娃”茶室的“海上”聚会是一种地下文化活动，这里毕竟也还是个“民间场所”。在一些人崇拜官方文人的同时，另一些人则在策划建立与执政党对抗的反对党，——如此明显的内在差异，在“海上”是没有的。
　　在那里我认识了阿钟和郁郁。那时的阿钟在诗歌的形式上不很自在，而在内容上也没有找到他自我的本质。与上海师大的诗人们、与吴非陈接余孟浪他们不同，阿钟的诗歌写作是起始于“五四”文人所给出的白话诗歌形式，并且，他在那时对现代派的偏见也使他更局限于闻一多的那种有悖于诗歌美感的形式主义。“戴着镣铐跳舞”的结果只能是使得诗人自己成为已有的（尚未完美化的）诗歌模式的囚徒或者奴隶。他给我看了他的《我是一个乞丐》，我不能作出评价，因为我不喜欢这首诗的形式。我当时和阿钟没有建立起那种“诗人间”的交往。
　　郁郁吸引我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他叫“郁郁”，一是因为他说他和孟浪是赤脚兄弟。自从“海上”的那次聚会，我就对孟浪怀有极大的兴趣，因为我在他的那首《奇遇》中看见一种新的东西，一种我想要的东西。我当时已经把所有上海师大诗人们的写作技巧拿下来了，就是说，我可以在技巧上比胡同更胡同，比阿蔡更阿蔡。他们曾是我的老师，但是在这时，上海师大的诗人们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再让我拿取了。按照胡同对我说的话：“你模仿得乱真也没有用。写作就是做作。”相反在孟浪的写作技巧是我所不具备而想要具备的。那天郁郁在茶室里对我说了他们将在华东师大的“丽娃”搞一次“天天文化社大陆诗歌集团”的聚会，欢迎我去。我问有那些人。他说孟浪默默等。我说我去。
　　尽管如此，我没有和郁郁成为朋友。因为他向我直接地显示的那种“上一代对下一代”权威的态度惹恼了我。首先，我是把自己看成“这一代”中的年幼者而不是“下一代”；其次，如果谁在我面前有“权威”的神情，我必定掀翻他。于是在这之后的两年里，我一直是郁郁的“尴尬”制造者。我开始在上海的地下圈子里为自己竖敌了。“官方的文人不是我的敌人，因为他们远远不配。因为他们既不是作家又不是诗人。他们只是政权的喉舌。”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我后来为自己竖立起的下一个“敌人”却是孟浪。
　　
　　 “天天文化社”的诞生和它被上海公安文保政保关注的日期几乎是在同一个季度里。一开始我没有意识到这个，虽然便衣警察已经开始在上海师大华东师大和上海其它大学的学生们中间收集“天天”的材料了。
　　在我到了“大陆”的聚会的时候，我看见了一个戴鸭舌帽的瘦小子。有人对我说，那就是默默。于是我走过去招呼他：
　　 “嘿，你是不是朱维国？我听王依群说，你是个真正的诗人。他说，你是诗歌天才。是不是这样。”我说得很冲。几乎是愣头愣脑地冒出的话语。
　　 “啊，那是朋友在胡乱赞美了。对，我是朱维国。你是上海师大的？”
　　 “对，我叫冯征修。”他伸出手来和我握手。他只比我大一岁，也是个孩子气的人，所以我们几乎是一见如故了。我说胡同的诗歌其实是很无赖的，我喜欢他的这种无赖风格，而孟浪的杀气腾腾诗歌，我也喜欢。默默说，我们还是搞一个诗歌集团的好，既然我们四个人都有金斯堡的“嚎叫”特征。我说弄个什么名字呢，可惜“嚎叫”被金斯堡用掉了，再说我们是生活在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国家里，人家不准我们嚎叫，我们只能傻叫。默默听错了我的意思，我其实是说“傻叫”。
　　 “撒娇？好名字，我们就搞一个撒娇派怎么样？”他说。我说可以。
　　直到一个多小时之后，我才知道，我们发起的是“撒娇”，而不是“傻叫”。但是，“撒娇派”就这样出现了。
　　
　　
※※※※“地下文化”成为了我的文化。“撒娇派”和笔名“京不特”的由来。※※※※
　　
　　我和默默发起了“撒娇”派。本来我的笔名是“京凸”，就是说“北京产大鸡巴”（既然老是北京操上海）。后来我从前的朋友把它改成了京特，所以我就改用“京特”。我和默默一样，如果有新鲜的笔名，不使用一下就心里难过。因为“撒娇派”的关系，我和孟浪也有了交往。
　　事实上，“‘撒娇派’四无赖”的写作思想是不一样的。胖山（胡同）在对文学的看法上是虚无主义者，他认为写作是一种虚伪的人道主义，并且做作；中国人民其实一直在经受着不公正，作为写作者在看见这种不公正现象之后继续吟花弄月就是对自己的良心犯罪。如果他能做一些什么，那就是为苦难中的人民呼喊。也许是这个指导思想使他后来放弃了写作而成为了自编自唱的“人民歌手”。锈容（默默）认为中国被儒家的后人搞坏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本来可以是一种中国的转折，但是在事实上却使得中国更恶化。他有着“新左派”的倾向。他称自己为时代的歌手：中国是一个失去了理想主义的国家，已经绝望，如果说中国还有梦，那么这梦就在那歌手的诗句之中。他怀着一种对中国人民的使命感而写作；对于他，写作就意味着“为中国献身，成为中国最后的梦”；对于他，写作也意味着革命。他的“革命”无疑是要招引来那在腐朽中的极权的扼杀的——那自称“革命”的政权最怕的就是这种真正的革命。革命对于软发（孟浪）来说也是重要的一部分。软发没有锈容的这种“我们的中国梦”的激情，但是他将那类似于锈容的使命感的东西理解为写作者对人类在良心上的责任感，不仅仅是对中国的苦难中人，而且是对全世界遭遇不公正的人们的关注和良心责任。而只要他怀有这种责任感，只要他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写作，那么他和中国主流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对抗就是不可避免的。
　　我是“四无赖”之中最缺少深刻思想意识的“京特”。如果按默默的说法，“完全为中国人民写作”，在我看来是荒诞的。难道去赞美人民？中国人民至少是和世界上别的国家的人民一样丑陋，没有什么值得我去赞美。难道因为人民“有病”而去象鲁迅那样去针砭他们？我自己身上有着和其它中国人民的成员一样的病，我得先治疗自己。难道去为人民提供新的“中国梦”？我自己的“中国梦”和“共产主义梦”在青春期就破灭了，我在那时已经是个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虚无主义者了。我之所以开始写作是因为我懂得了爱情，而现在，对于这个社会，我能说什么？我从小就知道，那有着强大权力的东西来逼向我的时候，我只有逃跑；如果被它抓住，则只有认命，虽然我在心里咒骂。因为我太弱小而它太强大。所以在“撒娇派”，我的口号是，“我看不惯，我就喊；你不给我喊？好，你厉害，你强大，我孱弱，我怕你；好，你有枪有手铐有电警棍有监狱，我只有身份证，我怕你。你不给我喊，我拐个弯来喊。你连我拐弯喊都不准，那么我就喊别的，那么我就喊‘我怕你，你厉害，你不要来消灭我；你不准我喊，我就不喊；我怕你，不要来给我的大脑动手术’。”
　　
　　在很多年以后，我也想了这个问题，“‘撒娇派’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我发现了那我在“撒娇时代”所不明白的东西：“撒娇派”是中国人没有文明人的基本权利这一事实的产物，是“病夫”不堪病痛所发出的呻吟。那时我没有自觉地想到：人在文明社会中是应当拥有自由发表议论的权利的，而这个权利在中国人那里是被剥夺了的。那时我要“反对”那“不对头的东西”，但是我没有办法搞清楚，那“不对头的东西”的本质是什么。
　　虽然孟浪是“撒娇”的成员之一，但是他在我面前犯了那和郁郁一样的毛病。当他在以一种导师的样子“指导”我应当怎样写作的时候，我在心里就作出了决定：我本来认为你诗歌写得不错，但是既然你想扮“导师”，那么我就得整顿你，让你知道我是不容忍权威的。我对于孟浪把我当成“未成年”更是很恼火的，我当时一心想找茬“整顿孟浪”。那时他只是默默的朋友，而不是我的朋友。当然，我不排斥孟浪的诗歌，因为我对他的诗歌技巧确实是佩服的；在诗歌上我所作出的努力就是，分析孟浪的诗歌结构，直到我将他的技巧占为己有。
　　
　　当然可能也是因为我和孟浪间的这种关系，孟浪几乎没有参加过真正的“撒娇”活动。胡同则因为他的虚无态度而极少参加。事实上“撒娇”成了我和默默的事情。第一届“撒娇诗会”在上海师大（一九八五年春天）召开。那是一个绝对无政府主义的“撒娇集会”，学生中的“撒娇”拥护者和反对者差一点打起来。这时，上海公安文保政保开始对我们有所行动了。而在“撒娇”诗刊第一期出来之后，便衣就找到了我。首先他们要调查我们和邓丽君是怎样联系上的，因为默默和新加入“撒娇”的诗人土烧一起设计了一份“邓丽君来函照登”，也发表在“撒娇”诗刊第一期上。我对警察说那是我们编出来过过瘾的。他们一下子很失望，并且说，如果邓丽君指控我们侵犯她的名誉，我们就要承担法律责任。我说，这当然，我们都崇拜邓丽君，那么为邓丽君而被罚款或者坐牢也值得。他们在临走之前对我说：“我们不希望以后再看见象《撒娇》这样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而真正“撒娇”被宣布取缔是在一九八六年默默被捕的时候。他们在对我的传讯中说，“撒娇”是非法的，予以取缔。我答应他们从今以后不再搞“撒娇”派了。第二天，我手写了一本《‘不撒娇’诗刊创刊号》，把“撒娇派”成员中的“京特”换成“不撒娇派”的“京不特”，把“软发”、“胖山”、“锈容”和“土烧”分别改成了“硬发”、“细瘦山”、“锃容”和“洋烧”。《不撒娇》创刊号中只刊登了京不特的诗歌和默默被捕的消息。我找人复印了三四份散发。可能是因为数量太少的原因，便衣没有来为“取缔不撒娇”而找过我。下一次和他们打交道则是在他们到我家抄家，“追查收缴冯征修‘长诗’”的时候了。
　　
　　那时我被剥夺了“撒娇”的权利，我也没有反抗。不“撒娇”就“不撒娇”了。因为我还是没有真正意识到我其实是应当具有这权利的，虽然他们宣布“取缔”。
　　
　　当然，在八六年徐敬亚搞“大展”的时候，我拿出来的还是“撒娇派”。那不是我对公安人员食言：“撒娇派”的京特是不搞什么活动了，而是“不撒娇”派的京不特在寄东西，但是京不特所寄出的“撒娇”是历史资料，而不是“撒娇派”活动。而八六年的那次“第二届撒娇诗会”则是由上海师大艺术系和中文系的学生组织召开的，我只是作为“不撒娇派”的光杆诗人京不特去“列席”了“撒娇派”的诗会而已。
　　
　　
※※※※作为启蒙环境的地下文学（至少对于我是如此）。一种和社会主流不一致的文化现象。《海上》和《大陆》。诗人默默的故事。于是我明白了那“红色恐怖”并不是我的朋友们议论出来的幻觉，而是我八十年代生活于的那个世界的现实。※※※※
　　
　　由于自己没有认识到自己在没有损害他人的前提之下其实是有着拒绝让任何外来的权力来损害自己的权利，所以即使是在一个人努力地反抗着外来强权的时候，他也难免还会有着一种“非法”感，就是说他往往不能意识到他所做的反抗其实是他应当做的事。今天在我看来，对人的基本权利的捍卫是我自己作为人的基本义务；而在八十年代的中国，除了履行这样的基本义务的人难免会被社会视着是害群之马，我们自己（我和我的朋友们）则根本还没有往这方面想。那时的逻辑好象是，我们是中国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儒家的那一套，那么我们只能是遵从或者反对孔子学说；我们生长在“社会主义”的共产党政权之下，那么我们要么是把这个政权看成是我们的“主人”，要么就是把它看成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的自我治疗之路如此艰难，以至于一直到我们在经历了很多次的传讯、拘留、抄家和逮捕之后，仍旧没有明确地意识到我们的权利和义务。我们在反抗的时候也只能想到那恶的东西只是在制度和传统的那一边，而不会意识到在这制度和传统的浸淫之中长大的我们自己其实也是这恶的一分子。
　　但毕竟我们是幸运的，我们心中对这制度和传统的反抗意识使得我们自然而然地有了一种“不合作”的态度。具体地在文学写作方面表现出来，就是我们在认识到了所谓“中国文坛”是制度和传统意识形态的宣传机器之后，我们不承认这个“文坛”代表文学，同时我们也不让这个“文坛”来评判我们的写作（不为发表在官方刊物上而写作，不要“文坛”的“认可”，拒绝“文坛”的评判标准，等等）。在我们否定了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中所崇尚的标准的同时，我们也建立起了一个亚文化的（非主流文化的）艺术标准；在我们不认可主流“文坛”的同时，那所谓的“地下文坛”（不同的俱乐部和地下文学团体等等）也就在我们之中出现了。在上海，最典型的地下文化圈子就是“海上”艺术家俱乐部和“天天”文化社。
　　一个我至今无法喜欢的外国作家的名字——加西亚·马尔可斯，就是在我进入“海上”和“天天”之后才知道的。无疑，既然这个圈子是有着一种“反主流文化”的倾向，那么所有在主流文化中被认为是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在这种“地下”的精神世界里就应当是失去它在主流文化中的价值的。这样一来，在地下文坛能剩下的就只有现代派的艺术标准了（八十年代的主流“文坛”将现代派作品称作是“西方资产阶级颓废主义”作品）。今天我回头看那时，就能看见那时“主流”和“地下”之间这种关系，尤其是在最早期的“亚文化运动”之中：“主流”文化决定“地下”文化。因为“地下”文化在一开始仅仅是作为一种对“主流”的反动而出现的，它的标准和价值也就是建立在对前者的否定之上。当然，这可能仅仅是上海早期亚文化中的中的现象。我不很清楚北京或者别的地方是怎样的。我在那时并不喜欢《百年孤独》这部书。这是一个文学品味问题，但是我在那时会这样认为：因为我的文学修养不高，所以我才不能懂得怎样“欣赏”这部小说；无疑这部小说应当是被认为是好小说，而我不这样认为是因为我自己的“素质不到家”。如果再深一步问：为什么我会这样认为？那么答案很简单，那是因为所有在“地下”的写作者们都认为它是一部优秀小说。作为“地下”圈子中的一个写作者，虽然我不接受主流文化对我的写作的认可，我还是不可避免的要让一种外来的亚文化的“标准”来决定我的判断。亚文化的审美标准对于那时候的我也必定就多多少少是一种美学上的度量衡。
　　那时我和我的朋友们在思想意识上无疑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抗者，但是我们究竟在多大的范围里用我们自己的头脑和理性判断进行了真正的独立思考呢？至少我自己在那时只是许多个“亚文化集体思想”的追随者中的一个。
　　和我相比默默更具备一种独立个性，或者说，在他那里有着一种他自己特有的宗教感和使命感，虽然那只是一个乌托邦的幻想。在所有的朋友中，只有刘漫流是真正的成熟的思想者，但同时他却又有着强烈的相对主义倾向。
　　刘漫流，孟浪、天游、海客、默默、王寅、陈东东和陆忆敏等都是“海上”俱乐部最早的发起者。作为发起人之一的刘漫流却不是一个真正的群体热衷者。与那将地下诗歌运动视作“一种全国性的文化变革的萌芽”的诗人孟浪不同，刘漫流始终仅仅把“地下文坛”视作一个自由写作者自觉地交流作品的可能场所。“这个‘地下文坛’在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刘漫流说，“你说，这个‘坛’在哪里？”而写作者的写作行为只是一种手工劳动，如果诗人，艺术家或者作家在创作的时候把自己的创作看作是救世主的救世行为，那么艺术就消失了；而艺术如此消失并没有使得世界被拯救。“写作是纯粹个人的事情。”写作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我没有读过很多天游和海客的作品，我也没有和他们有过很多交往，所以对于他们的艺术观和作品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在那时我有一个感觉，就是他们是倾向于和刘漫流一致的。
　　在十年之前刘漫流这样认为，而在十年之后的今天，再以我自己的独立判断回过头来看刘漫流那时的这种艺术观，我同意刘漫流的说法。事实上在那时的“海上”俱乐部本身并不存在一种群体性的所谓“亚文化思想”。默默是一个怀有革命理想的抒情诗人；通过孟浪诗歌中的象征人们不难看出他（虽然表达技巧和默默的完全不同）是一个和默默接近的“主流文化的颠覆者”，因此我个人认为那时的默默和孟浪是有着一致的倾向的。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并且，写作是一种生活方式。因此对于他们，写作不可能只是“纯粹个人的事情”。而另一方面，一些诗人，比如陆忆敏、王寅和陈东东，则把是个写作作为一种纯粹文化修养，诗化琐碎的日常生活对于他们就是写作的目的——在世俗的海洋里修一座诗意的孤岛。对于他们写作不是生活方式，而只是一种用来装饰生活的方式。在极其出色的技巧的基础之上他们玩着文字游戏，当然，如果有一定的情绪，他们就把日常生活中的琐细感觉以诗歌的形式表达出来。
　　 “海上”在一开始是分散的，但是到后来，在“俱乐部”的形式不再存在的时候，一部分属于前两类诗人小说家，——孟浪，刘漫流，默默等等，构成了一个真正有着思想交流的诗人群体。我也加入了他们。那时我用的笔名是“古代”。
　　在“海上”被公安局“登记”上了他们的名册之后，警察们总是把刘漫流作为一个“教唆犯”查的。无论是在默默被捕还是在我被抄家的时候，他们总是想把案子往刘漫流身上拉。
　　一九八六年的那一期“海上”是我在上海时见到的最后一期了。上面所选的诗人有默默，刘漫流，孟浪，张真，王寅，古代和天游等。
　　
　　 “天天”文化社则是由默默发起的。默默事实上也是我们这一群朋友之中的唯一的一个朦胧诗人。我听人常常说起，在一九七九年的时候，那十五岁的默默就已经活跃在上海的地下诗人群中了。那时他的笔名叫野云，人们都这样说，“那个诗歌天才野云"。是的，默默是一个诗歌天才，在我和默默认识之后我也这样认为，他以他所特有的那种少年机智在诗歌中给出了他的中国乌托邦，中国梦。我一向不怎么喜欢那些朦胧诗人们的诗歌的（还是一个品味问题），但是默默的诗歌是一个例外，我很喜欢他的长诗“我们的自白”，以及他后来编订成的近四千行的长诗“在中国长大”。还有《撒娇》上的那首“报仇雪恨”，——当然，不能算是“朦胧诗”，而是“撒娇诗”。
　　虽然默默是一个早熟的天才少年诗人，他身上的孩子气并没有被他的文学才气驱赶走。他是个“拒绝长大的孩子”。他没有什么“组织能力”，但是他那带有孩子气的个人感召力（个人魅力）使得他的诗人伙伴和艺术家伙伴们一次次地被他的“诗歌运动”的构思打动；尽管有时候他自己已经对自己有过的一些构想冷淡了，但是他的朋友们还是把他的构想做成了现实。他是“撒娇派”的发起者，“天天”文化社的发起者，“城市的孩子”的发起者，“大蒜头”诗社的发起者，“蹩脚诗”杂志的发起者，“单眼皮”诗人组织的发起者，等等，还有许多其它诗歌运动的发起者也是他，虽然不是“默默”，——他每次发起一个新的诗歌运动，就使用一个新的笔名，除了笔名“野云”，默默也叫锈容、庄娇、海卡、美国、默罕莫德·汉姆莱特和阿里巴巴·加里森，等等。
　　 “天天”文化社有着它明显的倾向性，而它的最早的成员孟浪、默默、郁郁、方文和纤夫等也是一些有着相近的艺术观的诗人们。那时给我留下影响的《中国当代诗歌75首》，是孟浪和贝岭合作编的；作为在“天天”中出现的第一本刊物，我马上能感觉到它之中的“革命性”。后来又有一本，好象是孟浪默默和方文合编的“当代中国诗选·第一辑”。那是一九八五年的年底了，上海市公安局文保处在各个大学里追查着这几本地下刊物的来源。我们正式地面对上海的文保政保警察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天天”不是一个诗社或者诗人俱乐部，而是“文化社”，从这里可以看出默默孟浪他们在那时的理想——他们想通过地下文学运动而达到对中国文化的变革。默默打算在“天天”成立之后建立设在“天天”之下的不同的文学和艺术社。一个建立强有力的地下文化机构的构思。
　　 “大陆”就是“天天”文化社的诗社。第一二期《大陆》是由郁郁编的，后来阿钟也加入了。第三期《大陆》，可能也是最后一期，又叫《八面来风》，是由阿钟编的。
　　
　　八五年底默默认识了小说家卡欣，于是“天天”的小说刊物《木偶》也就出现了。在木偶第一期出来之后，默默便打算自费铅印他的长诗《在中国长大》。那是一九八六年。默默住在卡欣的家，审阅长诗的校样，等待长诗从昆山的印刷厂出来；卡欣去了无锡。谁也不会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在约定被印好的长诗该送出印刷厂的前一天，上海的警察们把卡欣和默默的家抄了，那些印出的长诗被重新打成纸浆，默默被捕，卡欣被从无锡捉回上海。刘漫流被传讯，胡同被传讯，我被传讯，方文和纤夫被传讯……
　　本来在卡欣家保存得极完整的地下文化的资料，这时成了上海市公安局及各分局的关于地下文化活动的档案。在公安人员因为缺乏文学知识而无法给默默的诗歌定性的时候，恰恰就是那些中国作家协会的成员们帮助了公安找到“在中国长大”作为“反革命长诗”的文字证据。侥幸，胡耀邦在那时（八六年的春夏时节）推行着那种“宽容”的政策，默默被免于判刑。
　　在一段时间的囹圄生活之后，刚出监狱的默默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肉体上都显得极度地精疲力竭。一向对学生运动和文化运动寄予厚望的默默没有参加八六年底的“一二·一九”大学生示威。他自己的身心健康状况使得他只能待在家里，而被便衣监视则是一种日常生活了。
　　 “红色恐怖”不是虚构的，也不是我们自己的幻觉。在“在中国长大”事件之后，便衣警察的监视成了我们这群人的日常中的一部分。这具体地落在了我们身上的“红色恐怖”，使得那时的我们觉得自己象是一种英雄，一种“先驱者”。然而在今天的我看来，那无疑是幻觉。至少我不是英雄。尊重人的具备权利并为反对那侵犯人的基本权利的现象而努力，这其实是我作为一个人的基本义务。然而那时的我首先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同时也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基本义务。一个意识不到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的人不可能是一个为心灵解放而斗争的英雄。那时的我只是一个寻求自救的病人而已，却没有看见自己的病根。鲁迅先生笔下的阿Ｑ固然是有着和我一样的病症，但是这病症的真正根源不是所谓的“阿Ｑ精神”，也不是柏杨所说的“中国人之丑陋”，而是那对“一个处在现代社会里的人”的基本权利的无知。
　　
　　在上海“风声”紧起来的时候，孟浪已经离开了上海，他去了深圳。我一直这样猜想着，如果他在上海，那么上海公安对他的“关怀”不会低于他们对默默所做的。当然，在上海，囚禁也一样在等着他，虽然他的好几次被抓都是在我离开了上海之后的事情了。
　　
　　
　　
※※※※“一二·一九”。我对包括学生运动在内的群众运动的失望。辞职。上海公安对《第一个为什么》的“追查收缴”。逃离上海。※※※※
　　
　　在默默被抓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上海地下诗人间的相互来往明显地减少了。我在八六年夏天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了上海市闸北区向东中学作数学教师。虽然我在一开始并不愿意接受中学教师这样一个职业，在我看见了我的学生之后却被这些天真无邪的孩子们打动，我决定要做一个好老师。
　　诗人阿钟的家就住在那个学校的附近，所以我在那一段时间里和阿钟的交往也比较多。我们常常在一起讨论文学和社会。那时的阿钟已经放弃了闻一多的诗歌形式理论，他正在进入他的创作成熟期。在他那里我也常常遇上郁郁，我在那时也不得不承认郁郁是个非常出色的诗歌活动家，虽然我还是对他“记仇”着。许多地下刊物能够被印发出来，就是郁郁在之中所做的工作了；如果没有他的努力，那么起码有一半得半途而废。另外，和孟浪一样，郁郁在上海地下诗人和外地诗人的交流方面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我和其他诗人们的交往少了。而在这期间，上海发生了一场大学潮。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没有在中国，所以也没有看见八九年上海的情形；但是，八七年的这一次却是我所看见和参与的最大的一次学潮。那时马哲还在上海。马哲是个把诗歌写得一塌糊涂的流浪诗人，上海的学潮使得他非常激奋。他在复旦大学被抓了一次，没有什么大问题；后来他在北京被捕，坐了三年牢。
　　 “一二·一九”事件的起源是大学生（研究生）在万体馆美国歌星的演唱会上被纠察毫无理由地殴打。官方没有向人认错或者赔礼道歉的习惯，大学生们一怒，加上方励之在安徽正好也在鼓励学生为新闻自由而抗争，一场规模极大的学生运动就在上海爆发开了。
　　我是在八六年的夏天已经离开了上海师大，所以在学潮开始的第一天（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我并不是对这事件很清楚。我还是和往常一样在向东中学上班。二十日的下午，我下班的时候因为（由学生游行引起的）交通堵塞而无法坐公共汽车回家，所以只好步行走回家。在一路上，我就看见了许许多多从不同的大学里出来的大学生游行队伍。由于从前我和默默一起在不同的大学里搞“撒娇运动”，所以许多大学生在马路上就认出了我来，他们高喊着我的“名字”（“京不特”）让我加入他们。在这种时候被人喊名字是一种心灵激荡，我自己多少也是个虚荣心很强的人。但是因为我不认识他们，而且我当时也还没有搞清楚这示威的性质，所以我还是没有加入他们。直到上海师大的队伍出现，直到我在上海师大艺术系和中文系的朋友们（他们都比我晚一两届，那时还没有毕业）跑过来把我拖进了他们的队伍，这时我才算开始参与了一场学潮。
　　我当时的感觉是，这场运动象一个节日。人们在一种抽象的崇高感支配之下形成了这样一个运动的整体，虽然相互不认识，虽然无法对自己说明这崇高感具体是什么。人们需要一个口号，然后这个口号就成了“要求民主”或者“自由万岁”，而具体什么是那被要求的“民主”，或者“自由”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在运动中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
　　我在当时朦朦胧胧有一个感觉：既然学潮起源于对公安和纠察之跋扈的不满，那么我们就是在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抗争。我也提出了三个口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改善政府官员和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和“要求对公安人员和政府官员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在我提出了这些之后，我自然地就想到了一个问题：法律是怎么一回事？从小被大人教育要“遵纪守法”，但是那“遵纪守法是对的和好的”根本就是一种被大人反复说教之后习惯想法。
　　那时的大学校方发言人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学生的“自由万岁”口号驳回：“自由是有限度的，没有绝对的自由"
　　。学生们的反驳却依旧是反复地呐喊“自由万岁”和“民主万岁”。我不得不承认，校方发言人所说的东西在逻辑上是对的，因为他人的绝对自由可以是妨碍自我的自由的原因，而自己的绝对自由也会妨碍到他人的自由，因此每个人的自由必须被平等地限制在“不伤害他人”的范围之内。我突然觉得法律应当是为了这种“对绝对自由的限制”而产生的，也就是说法律所限制的恰恰是那行使绝对自由的可能性（用我今天的话说，即，侵犯他人权利的权力）。在中国社会里，问题正是出在某些人和某些阶层的自由没有被限制上。在中共中央有了放火的自由的时候（它的权力没有被法律限制在“不伤害他人”的范围之内），生活在中国的普通个人就失去了点灯的自由（用我今天的话说，即，失去了点灯的权利）。
　　真正的民主是什么？我在那时是不懂的，我从学校里学到的就是“少数服从多数”。无疑我是反对这句话的。如果我和我的女朋友在大街上接吻，而大多数人认为这样不好看就来阻止我们，难道我要去服从那来侵犯我们的狗屁多数么？如果民主就是一句“少数服从多数”，那么我就是反民主分子。幸好我在很多年之后弄懂了“民主”这个词的真正含义，所以我不至于看见这个词就想到“人民民主专政”。
　　无疑，那我们所反对的不是法律，法律事实上是我们应当捍卫的东西。在那时的我看来法律是一种人们“你不犯我，我不犯你”的约定，然而，我同时也知道中国的法律是有问题的。在我刚说出“捍卫法律”这句话之后我就发现自己是自相矛盾的：比方说，看色情录象的人们和同性恋者没有“犯”到什么别人，但是他们的生命却恰恰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法指令下受到了严重侵犯。我想得越多，脑子里麻烦就越多，我无法自己解决这些问题。我渴望能在游行队伍的演讲中找到答案，然而徒劳：大多数演讲者很可能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嚷什么。那时的那些学生们根本不可能在思想上为我提供帮助，因为他们只是追随者，他们只是节日的参与者，他们的独立思想在这节日中不起作用；他们没有在用自己头脑寻找出路，他们在这种激动人心的时刻需要的是有胆气为他们指路的领袖，——不管所指的是死路与否；而偶然性也不时地推出一些有热情而没有能力为自己的热情承担起责任的人么来充当这样的领袖角色。其实我们都是一群思想的残疾者，在为自己突然得到的节日狂欢。我自己则在一夜之间成了自大狂。
　　 “我告诉你们，在那诗句的丛林里
　　你们将看见生命的巅峰。你们
　　最终找到了京不特的足迹……”
　　 “人生应当成为一种辉煌
　　 ……应当在烈火之中
　　吟雪”
　　在经历了几天的学生示威之后，我对群众运动中的自己和在群众运动本身彻底失望。当学生们散去之后，我只是在黑灯舞会里过“诗歌明星”的瘾。
　　在学潮结束的同时，我被解除了授课的可能，因为我在课堂上反复向我的学生讲授我自己的观点。诸如，“我尊重你们，因为你们和我是平等的，你们是人，你们的老师和父母也是人；如果你们的老师和父母不尊重你们，那么他们就不配得到你们的尊重。”
　　在解除我的“授课权”时，校长对我说，“你的思想很危险，是无政府主义的！”
　　我说：“你是个有学问的人，所以你马上能认出我是个无政府主义者。”
　　之后我在学校里作一些誊写的工作。我递了辞职书，一开始没批准。直到八七年三月十五日，教育局才同意我辞职。
　　
　　我的长诗《第一个为什么》也是在那时完成的。这是我为一个女孩所写的，但是在我写了这首长诗之后，上海师大艺术系和中文系的一些学生们就拿出去流传开了。我当时也没有想到那些中文系的政治辅导员（有几个是和我同届）和教师之类会主动向公安局提供这么多关于我的莫须有的材料，当然，公安局的材料来源不仅仅是大学，也有许多文学青年被公安一诱一逼就当上了公安的业余调查员（不能怪这些文青们，上海公安的手段之卑劣，我自己已经领教太多了）。而辞职之后，我则一直在写我的小说《常常低着头》。在我还差最后几个章节的时候，他们来收缴我的《第一个为什么》了。
　　八七年七月七日，我刚起床，警察就来了。先是我被带去了我所住的浦东上钢新村的派出所，在那里有差不多二十个来自闸北分局政保科的警察，便衣的和制服的。他们让我交出我房间的钥匙。我二话没说就给了他们。一个戴眼镜的操宁波口音的半老头对我说：“这次你不要再想对我们耍滑头了，我们是作了足够的准备才来的。上次你欺骗了我们市局里的同志，这次如果你再不老实，只有你自己倒霉。”
　　他们拿了一叠纸张让我在上面一一签字。我就签字。一个警察问我，对于他们来抓我的事情我是怎样想的。我说：“我知道你们会来。因为现在我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了，你们肯定要找我麻烦。”
　　 “伟大？你自己做梦吧。”半老头说。
　　他们提供我一顿午饭杂酱面，然后开了四辆车带上我一起把我家抄了。之后他们把我扣在局子里。只一天。然后我每天早上去局子里报到，等他们下班，我也回家。审问得晕头转向，我本来就开始了的自大狂也就发展到了顶峰。我不时地对他们说，他们所审读的是一首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诗歌。
　　他们这一次的目的只是《第一个为什么》。在他们抄家的时候，我刚誊写好的七部普通诗集的手稿（差不多七百首诗歌）、半部短篇小说集以及《常常低着头》的手稿都在我的家里，他们只翻一下，甚至拒绝仔细读一读。在他们拿起《常常低着头》那些手稿的时候，我捏了一把汗：《常常低着头》的内容是“反动”的，而《第一个为什么》则仅仅是我的一首情诗。
　　他们抓起小说稿问我，“这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哦，我的小说。关于我怎样和我父亲作斗争的故事。要不要我找一段给你读一下？”我说。我心里其实很紧张。
　　 “谁想看这种东西？乱七八糟。扔一边去。”那穿制服的警察说。
　　他们在我家只抄到《第一个为什么》中的两个章节。他们抄走了我的通讯录和朋友给我的信，但是却没有拿走我的七本诗集和小说稿（只是对它们拍了照）。老实说，如果他们拿走了稿件，我准精神崩溃。在八十年代，能够构成对我的致命打击的，就是彻底销毁我的全部作品。在自己的全部作品和自己的生命二者之间，那时的我会选择前者。
　　他们持着我的通讯录对说，要么我自己交出《第一个为什么》及其拷贝，要么他们可以让通讯录上的所有人在搜查证上签字。我给出了阿钟的地址和那个我所深爱着的女孩的地址（在我刚完成长诗的时候，我把长诗手稿给了她）。于是马上有几个警察就开车去了阿钟和那女孩的家。他们得到了长诗的手稿和拷贝。
　　
　　我是一个为爱情而写作的人。我的大部分写作是出自那初恋时的许诺，如里纪后来所说，为了我的阿妮玛。虽然那《第一个为什么》是我为另一个女孩而写，但是对于我，这是一场伟大的爱情，因而我写下了这一万多行。然而在公安们抄家的时候，却是我自己出卖了这对于我是伟大的爱情。我从此没有再见这女孩。虽然她后来写信给我时丝毫没有提及警察去她那里抄手稿的事情，我却已经没有面目再见她了。《第一个为什么》中的许多诗行成了对于我八七年之后人生的预言。
　　所幸我当时有《第一个为什么》的一个拷贝在我的朋友兼文学启蒙导师胡逸飞那里，而当时胡逸飞在日本。这样他们在最后还是没有能够消灭这部长诗。（注脚：一九九五年，我在丹麦的一个朋友去上海帮我把《第一个为什么》带来丹麦。）
　　直到公安们终于发现《第一个为什么》仅仅是一首情诗，他们才把案子转向我在“一二·一九”学潮中的活动。
　　一直到八月中旬，我一直是每天要到闸北去“交待”案子。他们常常会来告诉我，我在前一天的晚上去了那些地方，说了些什么话；或者提醒我，我在某个咖啡馆所说的话是“过份”的，或者我去了某个我“不该去的地方”。我简直可以怀疑，连在我在上公共厕所撒尿时有着怎样的面部表情他们都知道。
　　我最后干脆搬到我父亲在上海的军队里去住了（如果没有特别证明，便衣不能进入那地方），我父亲的职位在那时多少对我构成了一种保护，——他们曾经对我说：“在没有结案之前，如果你父亲知道你的案子，那么对大家都没有好处。所以我们希望你不要把你父亲卷进来。”
　　直到八九年我在中国的最后一个春节，我父亲才知道我在八七年有过这案子。
　　
　　到最后终于我忍受不下去了。我让一个朋友买了去昆明的火车票。在阿钟那里一群朋友喝了一场。我那个晚上烂醉，一点也不象要旅行的样子。酒醉醒来，我在火车上差不多就看见火车窗外的南京了。
　　
　　
　　

※※※※漂泊生活的开始。《亚文化未定稿》。《梵尘之问》。重返上海亚文化。走出中国。※※※※
　　
　　八七年九月份我离开上海去了西双版纳。我但是没有想到，那事实上是漂泊生涯的开始，在这之后，我五年多没有固定的居所，一直到我九二年到了丹麦。
　　在西双版纳我曾经作过教师，和人合开过无政府主义上海饭店（一个旅馆加餐馆的饭店），然后做了沙弥。我在那里只写了一本诗集——《同驻光阴》，但终于从那自大狂的状态中摆脱出来。依旧是为爱情而写作，然而在《同驻光阴》的时期我所神往的却是博爱了。
　　八八年的晚春，上海饭店破产。我去了成都重庆和南京，并在那里见了不少新潮诗人。那里的不少诗人都是一些才华横溢的诗人。我觉得他们和我在上海的朋友们是不一样的，从艺术观和人生观上说，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和上海的另一些诗人，诸如陆忆敏、王寅、陈东东等，更接近；另一些则是在为了诗人的称号而写作。（注脚：当然，在八十年代的“地下诗人”群中鱼龙混杂：也有一部分自称“地下”的人们，本来是并且也很愿意是官方的作者，但因为“地下诗人”在八十年代变成了一个时髦的头衔，所以他们也就向人们号称自己也是“地下诗人”，虽然在他们见到一些中国作家协会的党棍们的时候，他们还是会称这些党棍为某某“老师”。）如果极端狭义地说的话，那么诗人这个称号不能同时放在我们和他们的身上：如果他们是，那么我们不是；如果我们是，那么他们不是。这样，我觉得我应当放弃诗人这个称号而成为一个普通而诚挚的人——没有傲慢、没有恶意却为自己保持了一份爱心而骄傲的普通人。在旅行中我明白了这些：那时我在傣族的村寨里学到了我在汉族的城市里学不到的东西；人工的自大狂症在毫无修饰的风景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之后在上海小住，公安居然没有找麻烦。这时的上海早期亚文化已经走到了尽头，我们从前的崇拜者——那些文学青年们也开始怀疑甚至不再信从于我们的“伟大性”；一个在中国新兴起的主流文化，“可口可乐加新儒家”文化，正在融汇和取代着纯粹的红色恐怖。在我看来这新的主流比旧的更强有力：红色恐怖无法摧毁的默默的中国梦，但是这新来的却不战而胜。人民却还是同样的人民。
　　
　　或许早期亚文化运动的最终瓦解是一件好事：崇拜者们开始离开你，于是你不得不从那狂热群众运动的先知之梦中醒来；在你孤独地作为一个独立思考的普通人（既不是领袖又不是明星）的时候，你才可能有机会认识到：如果没有那狂热的群众运动，没有那“大多数人”的推波助澜，暴政就不会出现。试想一下当年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的左联作家和后来在共产党红色恐怖之下的天安门诗人朦胧诗人所经受的是多么相象。激进的诗人们成为了为旧政体敲丧钟的人，他们不屈不挠地让诗歌和自己成为预言将要来临的风暴的象征。
　　然而那时的我也已经开始认识到了，在正在没落的暴政之下，我没有权利用文学来向人们许诺新的忽视每一个个人存在的集体乌托邦或者民族乌托邦，我没有权利用文学去煽动人们去为人们自己还没有理解的“事业”而献身（比方说，一个为民主事业而奋斗却不懂得尊重人权的人民，如果它的斗争胜利了，它能建立什么？一个新的专政，一个带着民主旗号反民主的政体？）。如果我是诗人，那么诗人就仅仅是吟咏者，一个拖着病体的吟咏者；如果我是诗人，那么诗人就不是为桂冠而写作的人，而是病痛中的呻吟者，或者是那因为以艺术的方式而得到自救的感恩者，或者因为爱情感动而放歌的人；如果我是诗人，那么诗人伸出手去采摘的是诗句，而不是“诗人”或者“英雄”这个称号。
　　
　　这时，那在早期亚文化中很少写作的里纪也开始更多地关注于个人的独立思考，并向朋友们提出了他的对“亚文化”的看法。
　　里纪，真名王一梁，本来是学工科的，后来迷上了数学，然后通过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著作而进入了哲学。他最早的作品是《阿修罗家族》，一个青年亚文化的反抗文献。我在八七年之前几乎没有读他的作品，但是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他最初是默默的朋友，默默非常推崇他。而我在八五八六年时是个“默默推崇，我必推崇”的群体主义者，所以虽然没有读过里纪的作品我还是会叫他的作品好。那时里纪的谈吐也是有他的个性，“逻辑和理智”。
　　我真正认真读里纪的文章是在我离开上海去了福建广化寺之后。那时他寄来了他（在胡同的协助下）编印的《亚文化未定稿》的创刊号。我读了之后为之一震：上海亚文化运动的一个彻底的转折就此出现了。早期的亚文化强调群体性，多少是以对抗主流文化的准则为自己的准则；而现在，在《亚文化未定稿》的创刊号出现后，我们所想到的马上就是个人的个体性。“即使是卑微者也有他的财富”（里纪）。虽然我仍旧没有意识到个人的权利问题本身，却还是想通了个人和群体的关系（“任何意识形态、个人、群体和社会都没有权利在任何一个个体人头上建立起一种压制个体人的心灵自由的权威。”）。作为首倡者的里纪在这个心灵历程之中所付出的精神代价也是巨大的，他“几乎在一夜间失去了所有的朋友”。
　　我不得不承认我自己也是有着极深的“早期亚文化情结”，要一下子突破我们自己从前所维护的“群体准则”是艰难的。然而我们不得不自己站起来走路。
　　 “用自己的头脑独立思考”，这是一句很容易说的话，也是一件很难真正做到的事。我们不得不重新分析所有我们司空见惯的事情，反思我们接受它们的原因。什么是道德，什么是反道德，什么是我们自己认为是正确的，等等。从前的主流文化对于我们仅仅是一条吃人的鲨鱼，我们的目的是捅死它了之；现在它却成了我们的食物，在捅死了它之后，我们还可以从它那里取得营养。这样一来人和文化就有了一个这样的关系：在主流文化中的我们，是放弃了我们的判断的我们，是文化彻底决定我们，是鲨鱼吃我们；在早期亚文化中的我们则是拒绝让文化来决定我们的，是反文化的我们，我们在斗鲨鱼，也在消耗我们自己（我们是在情绪地对抗）；而在独立个人（后期）亚文化中的我们则真正地在使用自己的判断，我们在选择文化之中的肉而剔去它的骨，我们在决定什么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吃鲨鱼（我们是在使用理智去进行判断和选择）。我们不再因为儒家的虚伪和言行不一而反对所有的儒家言论。固然那杀少正卯的孔丘的行为阴毒之至，固然不少儒家后人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但这并不意味了我就应当排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中的内容。在一个人使用自己的理智进行思考，并听从自己的理智而去作出判断和选择的时候，他就得到了心灵的“积极自由”。
　　在里纪着手《亚文化未定稿》的同时，我在广化寺也开始了我的第二部长诗《梵尘之问》的序部。（这是一首献给我的所有朋友的诗歌。本来打算写四部，结果只写完了两部三万多行，九零年十一月，我就在老挝落入了监狱。后来上海的朋友们得到了第一部及序部；而我的一个朋友谷小加在知道了我入狱的消息之后为我保存了第二部，但是我们失去了联系，所以第二部至今下落不明）。这个时候我的写作已经和中国的“文坛”，不管地上地下，彻底无关了。
　　
　　八八年冬天，因为公安到广化寺频繁骚扰，方丈劝我离开中国。于是我重新回到上海，准备离境。上海的亚文化已经开始成为真正独立个人们的文化圈了。里纪、阿钟、肖毅和我一同办了三期《未定稿》。警察没有在上海找上门来。
　　八九年春天，我步行从云南到泰国。我的诗文稿，除了正在被写的《梵尘之问》，全部都留在了上海。全是些在写的时候没有打算在中国出版的诗文稿：一部长诗，一千多首诗歌，数十个短篇，一部长篇。诗歌集《古代感伤主义》（百首）下落不明。地下诗歌，地下小说。为了思想的自由而被放弃了的发表的权利。
　　
　　
※※※※文章的缘起（后记）。※※※※
　　
　　我在丹麦受孟浪之托写一篇关于“地下文化”的回忆文章，我拖了很久，一方面因为考试，一方面因为我在写长篇小说。终于在罗斯基勒音乐节结束之后，我把它写完了。
　　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路，想到的东西有很多，可以写的东西也有很多，然而我不可能在这里写太多。我个人认为，人权的问题对于我自己对于中国对于全人类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对于我，“地下文化”是我走过的一段路，是外在的，而一步一步地达到对人的权利的认识才是真正内在的心灵历程之一。如果没有这种内在的成长和自我治疗，那“地下文化”对于我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当年的个人“恩怨”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过去我也一度把默默孟浪刘漫流他们当成我写作上的“敌人”，因为只有他们，以他们的品格和才华，才配作为我的“敌人”，如果我实在还把某些个人视作我的“敌人”的话；而今天的我也不再把任何个人视作我的敌人了——现在的我只有非人格的敌人，就是人的“人民化”倾向（也就是那与“个体化”倾向反其道而行之的各种“反个人人格－主义”倾向）。我的“中国病”才真正是我一贯的敌人呢。
　　今天的孟浪也不再把我视作小男孩了。我们在哥德堡见面，和玛丽亚一起谈起在中国时的旧事。说及不特当年少年意气，不禁莞尔。
　　当然我只能谈到八十年代。或许还有一些可谈：九零九一九二年我在老挝狱中时，是玛丽亚、大津行秀及许多中国诗人朋友多方奔走而使我得到解救。九二年三月，我刚到丹麦，便得到默默和孟浪在上海入狱的消息，我便给国际大赦写了求助的信。那些都是九十年代的事情了。我能想象，在上海，拘捕软禁和盯梢对于默默里纪漫流孟浪他们已经是日常中的一个部分了。现在孟浪也终于离开了中国。
　　我没有在中国找到东亚病夫的病根，虽然我一直在努力治愈自己。在丹麦，在看见了一个个人权利能够得到尊重的国家，我突然看见了这“东亚病夫”的病根：一个人民中的大多数个人都放弃了对自己的人权的捍卫，听任外来的强权侵犯自己的权利并且追随这外来强权的明令和暗示去参与进行对人（包括他人和自己）的基本权利的侵犯。于是我明白过来：作为一个中国人，今天的我已经不用再因为绝望而逃避了。我依旧可以无愧地拥有作为中国人的权利，因为在今天我能够尽到自己作为中国人的义务：去和这病根斗，去对我的同胞说，“你是一个生活在文明社会中的人，每一个生活在文明社会中的人都应当拥有那生活在文明社会中的人的权利，每一个生活在文明社会中的人的权利都应当受到尊重而神圣不可侵犯。中国人不应当是病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