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就在这时打开了那个年代”（代跋）
· 京不特 ·
“墙被墙围困着。这是深沉年代的回响”。然而在另一边，“我们仍在倾听深沉年代的回响”。
三月份回上海的时候，我和我的丹麦学弟索伦一同游逛上海过去我曾经在过的地方。上海师大、虹口公园、唐山路周家嘴路一带，以及过去的北火车站等等。我还是在不死心地寻找一点八十年代的痕迹，而索伦则跟在后面帮我拼命拍照。在丹麦我一直希望自己回上海还能找到青春风雨的痕迹，然而错位的时光和夸耀着的繁华已经把我想要寻找的东西冲刷得没有踪影。让我稍稍进入一种重温的心境的，却是索伦的一场失恋，——那天晚上我陪着他在瓢泼的大雨中从中潭路走到上海火车站，这是一种对八十年代凄凉的浪漫主义的重温。上海中潭路这个区域是我在上一个世纪从不曾到过的地方，我现在对这一地段突然变得熟悉只是因为七格。我到上海时就住在七格家，而以后，我想我记忆中最醒目的上海就会是这个地方了：中潭路轻轨站，宜川商业区以及七格的中远两湾城。
在八十年代，我曾是一个上海的男孩，我那时有一半伙伴是上海的诗人们。八十年代的上海有许多地方是使得这个城市成为了“我的上海”的标记，然而今天这些标记已经被彻底抹去了，在之上覆盖着的是平地窜起的高楼、盘旋的高速公路和跳耀的霓虹灯。比如说，在我们走过了宝山路继续向前的时候，本来我想对索伦说：就是这里，罗浮路69弄，二十年前阿钟的家。但是这个地方已经不存在了，我甚至无法指点出它“故址”的准确方位。无论如何，我知道就是在这一带。我还能够找到川公路，虽然它已经面目皆非。
这段巷子中我成为自己的枯像
就是这一夜外加给我的
而深深地滑动于小孩的走动之中
如果阳光的影子再向前移动一点，秋阳之下就会是那些静止不动的梧桐树。那是八十年代的中期，近二十年了。那是在八五年的延中星期茶座，我和阿钟认识了，当时他是一个以闻一多的格言“戴着镣铐跳舞”要求自己的诗人。那地方离陕西北路的一个教堂很近，我记不得是不是叫沐恩堂，附带有一个神学院。一些大学生、一些文学爱好者以及一些喜欢交际的人们，每星期天总会有许多这样的人们，去那个茶座。我知道那个地方，是因为吴非在华东师大丽娃茶社的“海上”集会中向我提及过。阿钟常常在那里出现。我也带着各种诗集去了那里。我记不清楚我们最初相遇的情形，因为那时的各种聚会有着一种“大时代”的气氛，每一次你都能像经历大爆炸一样地认识许多朋友。在大多数时候，他是一个宁静的旁观者，因为他相对年长的缘故，沉稳的微笑、朴素整洁的衣着以及五四传统影响之下的严谨的诗歌观。他说他住在罗浮路，在北站那里。在他身旁常常有一个戴眼镜的中学老师在和他讨论文学和审美。我自己那时候还处在青春骚动的状态，竖着蓬乱的长发披着肮脏的外套情绪激动地到处上窜下跳，宣扬诗歌技巧上的感觉派和诗歌意识上的无赖派。就这样，在几杯茶几支烟之后我们就会碰到一起。为什么要有格律，那是些白话文的诗句？然而我读到了他音韵整齐的《我是一个乞丐》，尖利的牙齿隐藏在修净的儒相之下，黑亮的刀刃在有规有矩的节拍之下闪动着。少年气盛的心灵激荡很难留意到沉稳的文字底下潜流着的颠覆性渗透——灵魂中的魔鬼在那里跃跃欲试，然而它在那里。他也在那里，用他清矍的字迹将它书写出来。因为他将用诗句去经受它的试探。
那时我们的交往并不多。
默默郁郁和孟浪开始“天天文化”，郁郁办大陆、卡欣办木偶。在茶座里，吴非也在开始办南方。漫流他们则继续办海上。阿钟最初的诗歌社会活动也是在那个阶段。人们一开始是去罗浮路他家里拜访他；然后，他在川公路有了自己的陋室（那是一个集体事业单位的仓库兼办公室），渐渐地，这陋室成了夜半文学沙龙。
我仍旧在上海师大。有时候想到要在创作中反抗，就和默默弄了一下撒娇（后来机会多了，就成了朋友们共同的撒娇）；有时候想要在疯狂中创作，就和默默弄一下口兽（随着时间流转，其他朋友们也常常轮番口兽）。我仍旧在上海师大，但有时候去了王依群那里之后就会到阿钟这里。罗浮路是一条阳光映着浮尘的瘦窄小巷，我就在那里找到他；然后我们一同慢慢地走到另一条小巷，那是川公路，我们在那里坐到夜晚，夏天是邻里的脚步声，坐到深夜，深夜有火车的鸣笛声。
后来撒娇和口兽都不再是上海师大的事件了。从本质上说，那是一些过眼烟云，因为人间道不平而起，因为人间道不平而再起；过眼的烟云去了又来，来了又去。那时候默默为天涯若比邻而激动，因为在四川有莽汉的朋友而在上海有撒娇的朋友。阿钟说，也撒娇一下吧，于是他有时候就是鬼谷老祖；也口兽一下吧，我们一同在川公路的巷子深处端坐……
八六年夏天，我从上海师大数学系毕业，然后成为了向东中学的数学教师。向东中学距离罗浮路的小巷69弄一百米不到。我们总是坐在川公路。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然后阿钟接手了大陆的编印工作，于是不久就有了《八面来风》。这也是一项地下工作，——上海的地下文学运动。
其实也无所谓地下的说法。那时他是一个热爱诗歌创作的人，创作并且关注别人的创作。他是一个悲观的人，昏暗的主题在那里酝酿着。
为什么不想死去
只是为了从苦难中摆脱出来
做一个没有用的人
（九十年代有一段时间，他在叔本华的《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中得到了心灵的共鸣，好像那是他创作昏暗主题的阶段吧。悲观的阴影使得白天在诗句之中倒下了，然而现在诗人阿钟站在那里，并且不时地在萧瑟的废墟上徜徉着。）
上海的现实氛围一直是一种试图扼杀诗歌的现实。一九八六年一只毒手袭击了默默禁陷了张广天。一九八七年我自己也在这同一只毒手的恶意抚摸之下元气虚竭地离开了上海。离开上海是一个秘密的行为，我记得那天晚上在何可家和阿钟临别时的狂饮，那天还有张阳、吴振伟和魏琪。我喝醉了，上了火车，同行的是黄振耀。之后，我在西双版纳，而阿钟在上海。
冬天到了，邮递员把一张邮包领取凭单送到罗浮路69弄117号，单子说邮包里的东西是一颗脑袋。他去邮局取出了邮件。那是一只椰子。我在西双版纳，而阿钟在上海。
他在上海。写诗。写更多诗。
八八年我和阿钟在南京重逢，然后随他一同回到上海。在去广化寺之前，我常常在他那里。在他的川公路陋室里，我们一同写诗。来来往往的朋友也很多，张阳、卢斯、施政他们，陈刚、王一梁他们。然后我去了广化寺。阿钟说，你是身子在流浪，我是灵魂在流浪。
我在人群中混迹
在语词的愤怒的联合中我终于抹掉了
神性的锋芒
而我似乎没有在这土地上生存
我当时是带着皈依者的心情到了莆田，念佛打坐。在广化寺的香火烛光和佛号声声之中，偶尔也能感觉到自己的内心骚动，而真正撼动我的“尘世中事”则是王一梁寄来的《亚文化未定稿·第一期》。而这时那只毒手又在伸向广化寺，于是我决定去缅泰的佛教地带。在离开中国之前，我又到上海。在那些晚冬的夜晚，阿钟、陈刚和我一同参与了王一梁的《亚文化未定稿》的工作。这时候我常常读到阿钟的诗歌，在诗艺上，我读到阿钟游刃有余的自由自在；在诗意上，我则仍然感受着阿钟一贯的生命悲观主义，——也许那是使得他后来发现叔本华的因由吧。那些晚冬的深夜，阿钟的诗歌、一梁的亚文化散文和苏芮的《尘缘》。后来，我就从西双版纳出发去了缅甸泰国。
九十年代是我远离故土的日子，或者说，在八九年的春天我就已经永远地失去了这故土。阿钟仍然在上海。那是一个资本原始积累时代的上海。阿钟继续写着黑色的诗卷，我偶尔在世界的另一边读到它们。在我所无法重归的那片土地上，九十年代发生了许许多多。等我在2000年重新回到中国的时候，它已经不再是故土。我第一次回国是从哥本哈根飞经伦敦而到北京，那也是我第一次到北京。我首先遇到的不是我八十年代的那些老朋友，而是新朋友马骅。马骅首先是阿钟一梁他们的朋友——他们在上海有过一个共同的九十年代。那次我没有见到仍处在那只毒手之中的一梁。和阿钟重逢的感觉是，他看上去变化并不大；他告诉我说，他在吃斋。
我回到上海的感受就是：我失去了自己梦中的上海。然而我们在继续失去着，九十年代上海的朋友们失去了阿大，到了新世纪，我失去了我的新朋友马骅。阿钟和一梁都拒绝接受这个现实，阿钟甚至说马骅仍然在给他打电话，但是韩博说，阿钟手机上的那个号码肯定是一个错觉。我们的日子流失了，我们的朋友们也一个一个地离去，我们为自己留下诗句，甚至这些诗句也都在流失。现在诗歌在我们眼里不再像八十年代那样有着其本身的意义，因为我们把这短暂的生命看得更为清晰。
但即使是一些流失着的诗句，我们毕竟在这个世界中写下过它们。它们不是人世间真理的依据，但它们是生命历程的见证。回首相望，我们已尽历了沧桑。沧桑在记忆里是过眼烟云，那么，就让我们看这些诗句吧：
真理，这个可怕的字眼是如此沉重
在此请不要将我的思想腰斩
不要让我的联想中断
不要为我的文章分段
因为我厌恶整容
因为我似乎没有在这块土地上生存
这是一些九十年代的诗句。他似乎没有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然而他确确实实地在这片土地上。到了新世纪再回头，仿佛“昏眩的一生”只是老式日光灯管下的烟雾，“在屋子里弥漫”。
今天在上海这片土地上有的是五彩缤纷的现代化建筑，而在这繁华的另一面，八十年代梦中的最后一点幽光已经熄灭很久了。“神圣的病毒在阳光下骄傲地舞蹈”，寒碜的理想主义“又一次昏倒是为了成熟的死亡”；阿钟为自己留下诗歌；但我们今天知道，诗歌是不再能够支承生命的诗歌。或许他觉得，意义的表达是陈腐的辞句；或许他觉得，无意义的表达一样是陈腐的辞句；因此他写下了那在八十年代曾经是非常平凡的陈述——“田野里一片茂盛”，如今上海已不再有这样的夏景了，我以我在八十年代读到的歌德诗句接上来说，——“美丽的声音化为乌有，音乐还在记忆中颤抖”。
或许我只能以这点记忆来作为阿钟诗集的跋。我是一个不喜欢谈论诗歌结构的人，那么让我们直接阅读他的诗歌吧，直接阅读从这些诗歌中的显现出来的悲观者吧。上海的夜晚越来越灯火辉煌，我们在这喧嚣之中随便打开这本诗集，随便翻到其中的一页。周围有很多人，或者，也许人们都已经回家；华灯下的街面打扫得很干净，或者，也许你是在一个肮脏的拆迁地域；你看见在小区里打太极拳的人，或者，眼前是一个盲流的民工在街边吃面。其实我们已经出离了记忆。这是新世纪。这是在上海。
天黑得只能开灯了
这时也已看不见天上的蓝
2005.5
（文中摘引的诗句，若没有说明出处，都是摘自阿钟诗集《拷问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