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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纪（王一梁）和京不特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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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不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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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纪”是王一梁的笔名）：
摘自里纪一九九五年给京不特的信：
德国有所谓“教育小说”，这是讲述人的成长的故事，人的成长一般指他的青年时期，到了“理智之年”这种成长便被认为停止了，所以“教育小说”常常也就是那些“青春小说”，确实地说，就是讲一个人在他的青春期，怎样形成他的自我人格。毫无疑问，《常常低着头》是这样的一部小说。但在中国，严格意义上的“教育小说”从来也不曾存在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与此有相似之处，但它的主人公最后的结局是失去“自我”，而不是形成自我，其它例如《青春之歌》等。所以，这样的小说只是伪“教育小说”）。……但是我很想把这个德国式的“教育小说”概念扩大，因为我心目中的“人的成长”，那是人的一生的任务。这样，广义上的教育小说就是讲述：我是怎样在这个世界中成长起来的。回答这个问题，也就意味着必须同时回答：我是什么？世界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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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五年底京不特给里纪的信：
亲爱的里纪：
现在是我正式回复你的十五日的来信的时侯了。我从心底里感激你的这封附有问题的来信。事实上这一时期我也能感觉到自己有许多想法是应当得到理清的，也就是说，我确实也应当向自己提出一系列的问题了。
首先，我们还是谈一下你的现实人生的问题。
我觉得，关于小说的生命力的问题是应当先于“什么样的小说才是教育小说？”的问题的。事实上在我们的红色祖国是不缺乏才气横溢的长篇小说作者的，但是真正有生命的小说却不为我们所见，这个事实，在你的《处于危机中的意识形态》中已经谈了很多，并且也探究了起原因。我觉得可以把它谈得更具体：一个极有才华的作家在为一种由社会给定了的意识形态或观念而写作，他把自己的自我放在一个次要的位置或者干脆是自己的自我完全地屈从于这由社会给定的观念，这时，虽然他是一个才气横溢的遣词造句者，但是我们怎么能说他的小说是有生命力的呢？因为在他的小说中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读到一颗人的灵魂，相反，我们读到的是一种“政治精神”或者“政策精神”。事实上这样的小说作者不是自我的表达者，而是一种“运动”的扩音器。他放弃了他的灵魂，让某一种“运动”的精神占有自己，使自己在这种观念的宗教感中陶醉，并让这种带有蛊惑力的精神力量灌输在自己的写作中，让它进一步地去煊染他的读者，那些同样失去了灵魂的大众。事实上你所提到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等都是属于这一类，另外还有王蒙的《青春万岁》。他们之所以能这样如痴神迷地写出这种带有“大蛊惑力”的东西来，首先是因为他们有着才华，其次是因为他们在写这些东西时自己的灵魂就是处在被蛊惑了的状态中。他们写出这些东西事实上是一个“有写作才华的人的悲剧”。当然在中国也有太多明明知道自己的“写作”是在撒谎却依旧对自己的行径不眨一下眼睛的人（那时ＸＸＸ在上海师大作报告，怕人们不知道他也是一个“对这个社会有着反抗观念的人”，就说：“当然，我也有许多诗歌是写完了以后压在抽屉里的。那是不能发表的，和我的能发表的诗歌不一样”。他的这句话能表明什么呢？他想说自己的这些“压在抽屉里的作品”是他的真诚的作品。但是问题在于这句话表明了他在明明知道了自己的那些拿去发表的作品不是真诚的作品的同时还是在这样大量地炮制着这种谎言的东西。明知那是毒品，他还在起劲地拿给他的读者，这只能说明他是一个比一个“彻底没有反抗观念的被蛊惑了的作者”更恶劣无耻的毒害者。但是他居然还能冠冕堂皇地为自己作出他也写“只压在抽屉里不发表的诗歌”的解释。他没有反过来想一想，明知自己不是在表达自己的思想倾向，却依旧把这些和自己的思想倾向相悖的东西写出来并拿去发表，这种行为的动机是什么？在一个主流文化鼓励人们出卖自己的灵魂、鼓励人们撒谎并压制人的自由表达的社会里，这些人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卑鄙的”了。所以他们把这种卑鄙的动机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但是那些人我们不应当再化时间去讨论了，因为他们是制度的“伥”（“为虎作伥”之“伥”）。而在那场“尖矛”运动中尖矛人民及其主流文化需要那种能够如痴神迷地为他们写出使他们在这种宗教感中陶醉的东西。这些小说作者事实上也就是尖矛人民中有才华有出色的表达力的成员。他们没有（或者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在为一种非个体的精神推波助澜。他们的遣词造句的能力越强，对于消灭个性的运动所做的贡献也就越大。但是在文革以后，小说作者们已经不再是那种被旧的“运动”精神蛊惑的人们了。中国人民感到了自己被伤害得疼。这“运动”的精神已经没有力量再蛊惑人民去“为之献身”了。中国人民在丝毫不意识到自己曾经是最大的伤害者的同时很能够意识到自己曾经是最大的被伤害者－－真正的“仇恨”在他们的心中油然而生，他们要“报仇”、要发泄他们对“自己曾经被伤害”这一事实的恨意（他们从不会去想，那最大的伤害者事实上正是他们自己），于是他们要控诉、要给别人看他们的伤痕。时机是很成熟了：一个大老虎刚刚被打死，这只死去的老虎在背上了他自己的罪业的同时也背起了中国人民对自己所犯下的罪业。这死去的老虎现在成了替罪羊。人们控诉啊，揭露啊，仿佛那从前犯罪的不是他们自己。中国人民醒悟了么？不，从不！他们在舔伤痕，他们这是需要“伤痕作家”，需要“伤痕作家”来替他们表明他们的苦难，也需要“伤痕作家”替他们表明“是那只死去的老虎为中国人民带来了这大苦难”。尖矛人民在捣烂了一个旧的“尖矛”运动的同时又开始了他们新的“尖矛”运动。这时，他们的大喇叭是“伤痕作家”，这关系依旧是尖矛人民和它的有才华的成员之间的关系。之后的改革派作家等等，也同样是这样。如果人们为了打击他们而说他们是在为政府而写作，那就错了。事实上他们是真正“为时代而写作”的人们。尖矛人民的主流文化需要什么，他们就写什么。他们的作品没有生命力么？不，他们的作品在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是很有生命力的。他们的作品对读者起到了很大的“时代化”作用（更确切些应当说是“现时代之尖矛人民化”）。他们的作品是属于每一个中国的时代的意识形态的。
于是这就牵涉到了一个“发表的问题”。我记得我在上海的时侯，常常听人讲这句话“你不能这样写（或“写这个东西”）；这样写是不可能被发表出来的”。这里就同时冒出了几个问题：
①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写”？写作是我的意愿，而不是那决定“你不能这样写”的准则（后面简称“准则”）的意愿；“我愿意写”，意味了我愿意“这样写”和我愿意“写这个”。对我说“你不能这样写”或“你不能写这个”这样的话，对于我来说事实上就有了这样一个含义：“你不能（不可以）写”。这里又牵涉到了另一些本原的问题：写作是由那准则决定的还是由写作者决定的；是为自己写作思想倾向还是为准则的倾向写作；作为一个真正的作家，能够为那和自己的思想倾向不一致的准则而写作么？我的立场是，第一我决定我的写作，任何准则没有权利决定和限制我的写作，我也没有权利给出一种“准则”来决定和限制他人的写作，其次在我写作的时侯我只在表达我自己的思想倾向，任何别的思想倾向和我的写作无关（哪怕我引举别的倾向，那也是为了表达出我的倾向，所以那被引举的事实上是和我的写作无关的），再次我认为一个真正的作家没有权利用写作的方式来撒谎，那为与自己的思想倾向相悖的准则或者任何别的思潮而写作的人，是在对真正的写作犯罪。事实上，象“你不能这样写”或“你不能写这个”这种话是在粗暴地侵犯写作者的权利，这是一句反动的话。
②但是，这时那说话的可以解释自己的善意：他是在为写作者的前途担忧。无疑在他的意识中“写作”这个词是和“发表”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其实说“写作者是为了发表自己的思想而使得自己的写作落在纸上成为文本”这句话是没有错的。于是在这里首先就出现了对“发表”的理解。对于中国社会里的尖矛人民（事实上不止是中国的，而是所有的尖矛人民），发表就是“在报刊上刊登”或者“马上成为书出版出来”，这是对“发表”的一种狭义的解释，它是现在时的，并且它的方向是那尖矛人民的社会传播渠道。事实上我们是把“发表”理解成“被除了此写作者之外的人读到此写作者的作品”。你在你的《朋友的智慧》中引用了波德莱尔的话说“贝特兰的作品已经有我，还为几位朋友所知晓，成为读物了，难道还不能说得上是名著吗？”事实上在我看来，我们朋友们的作品在朋友们中间传播开的时侯，它们已经是一种发表了的作品了。而另外关于“被我们所不认识的读者读到它们”，事实上我们在写作的时侯是这样想的，“许许多多优秀的读者将会读到它”（既然作品不是“时代性的”，那就无所谓是在今天还是在一百年后公开在这个世界上出现，因为它对于这个世界所起的作用不会因为时间而有所改变），但不是在想，“明天的报纸将会把它登出来”。永恒的写作是在为人写作，尖矛作者却是在为社会为尖矛人民读者写作；永恒的写作是在为人类为人性写作，尖矛作者却是在为一个时代的思潮写作。而中国的许多才华出众的“尖矛写作者”们从一开始并不知道自己从本质上是为什么写作（他们可能是为了“成为作家”而写作、可能是为了“反映出社会的现实面貌”而写作、可能是为了“表现出一种民族的根本”而写作，或者是为了“抓住这个时代的脉搏”等等……），但是他们接受了一种“什么才是作家”的观念，开始了他们的为准则而写作的生涯。这是尖矛人民眼中的“作家”，所以他们出于好意也来劝我们成为他们眼中的“作家”。
③而这“不能这样写”或“不能写这个”却是尖矛作者所牢记不忘的。这又牵涉到一个尖矛人民的本质的问题：社会的道德标准自动地也是他们的道德标准。尖矛作家根本就是尖矛人民中的一员，所以他也避免不了这个。尖矛人民的最大特点是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不使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我想到以前的一幅幽默画：一个穿裙子的女人和一个穿牛仔裤的女人在街上相遇了，她们相互观察着对方的穿着，“思考”着，然后回家；第二天两个人又在街上了，还是一个穿牛仔裤，一个穿裙子；只是原先穿裙子的现在穿着牛仔裤，原先穿牛仔裤的现在穿着裙子。这倒是对于“尖矛人民”不用自己的头脑来作决定的好写照）。当然他们也“思考”，但是他们的思考是基于那社会中给出的准则的。我不得不承认，在我进入早年的上海亚文化时我自己身上也是有着很重的“尖矛人民气”的，虽然那时上海亚文化不遵行中国主流文化的标准，但是还是出现了“亚文化的标准”，而我在那个时候也确实会以“上海亚文化的标准”来取代自己的判断。早期的“卡欣现象”事实上也是很典型的“尖矛上海亚文化”的具体反映。现在想起那时老不特常常说的“不要让自己被一种小圈子意识决定了自己的判断”的说法倒是很“反尖矛”的。早期的上海亚文化在反主流文化的写作标准的同时还是对其成员给出了一种“上海亚文化标准”的，事实上这种“新标准”之中“假”的成份也是很多的，它甚至可以被说成是一种“诺贝尔奖”标准（人们会自然地把诺贝尔奖获奖作品看成是一种审美准绳；人们也会自然地把诺贝尔奖看成是自己的写作目标。不是用自己的判断什么是自己所认为的优秀，而是以一种“尖矛”的方式接受诺奖在世界文学上的权威性。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今天常常会忍不住把诺贝尔奖看成是一种“高级文学青年竞技赛”）。在一切有权威的地方，“尖矛现象”事实上是无所不在的。而这权威在“教导”尖矛作者“应当”怎样写和写什么。官方小说作者ＸＸＸ在旧的主流文化的写作准则解体之后，不就也马上拿诺奖获得者加西亚·马尔可斯的写作方式作为她的新的写作准绳的么？所以中国的尖矛作者的毛病也就是中国尖矛人民的毛病──他们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没有他们的真正个性。他们的“发表”也就成了他们把从他们身上酝酿了一番之后的社会精神重新在这个社会中亮相出来。他们倒是很出色的时潮再现者。他们在为发表写作，更确切地说，是在为“马上发表”而写作，因为如果“迟一点”，哪怕是五六年的时间，“时代的精神”改变了，他们的旧作品就马上大贬值成为废品（比过时的街头小报上的无聊文章更没有人愿意读）。这种“非通俗文学”的非本质写作的悲剧也只会在主流文化是精神专制主义的国家里才会存在。他们的东西不是通俗文学，他们自己也不愿称之为“通俗文学”，但是他们的东西是“严肃文学”么？我认为当然不是的：在一个作者没有严肃地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自己的人生时，他又怎能在他的作品里严肃呢？这是一种荒诞的现象，但是这在专制社会里却是人们所习以为常的。
④事实上“你这样写就不可能被发表出来”这句话正说明了我们的祖国的主流文化是一种扼杀文学和艺术的文化。幸好我们并没有把“马上公开发表”作为我们所理解的发表。我们把我们的思想倾向以某几种文体的方式写下来，正是因为我们相信，这些文本总有一天是会被发表出来的，这就是说，我们的思想倾向会在有一天不被歪曲地公开于这个世界。我们不是为了公开“随便是一种什么思想倾向”而想要发表的，发表的目的是表明自己的思想倾向：我们更不是为了“发表文字”这一行为而写作或者发表的，发表是我们的一种公开自己的方式，表明自己的思想倾向才是写作的目的。我们以各种文体写作，当然是相信有一天这些作品是会被发表出来的，否则，我们就只需思考（乃至用一种日记的方式记录自己的想法）而无需用一种别的文体来写作了（文体是因写作者和读者间交流的需要而产生的），因为即使是在一个专制黑暗的社会里，一个人“思考的自由”也是他人所无法剥夺的，而人民的悲剧在于他们自己放弃了自己的“思考的自由”。但是我们不因为“发表”而表达一种与自己的思想倾向相悖的东西，所以我们没有在写作的时侯想到一个很具体的很现在时的发表，既然我们在我们的社会里只有两种可能：改变自己本来所要表达的东西或者没有在这个社会的公开报刊出版界中发表的机会（我们选择的是后者）。一个声音在我们的祖国说：“如果你放弃你的思考的自由，我们便给你发表的自由”。我们回答，“不，我们不会用思考的自由来换取‘发表的自由’”。但是我们依旧相信我们的作品会被发表出来的。而那些用放弃思考的自由而获得了“发表权”的人们，他们发表着，喧哗着，为主流意识而蛊惑着，结果越来越多地失去了他们自己的思想。他们才华横溢，却在“发表”的行为中失去了找到他们的自我的可能性。
在我到了丹麦之后，有一个中国青年人问我说：“在中国的文坛中你比较喜欢谁的作品？ＸＸＸ怎样？”我说：“先谈ＸＸＸ，他的作品远远不及香港的黄色小说家的黄色小说。那时他能在中国轰动，是因为中国禁‘黄’，所以这种羞答答的‘半黄’小说能让人初尝禁果。事实上那只是一些蹩脚的小说。而说到中国文坛，中国文坛是一个不存在文学的文坛。论艺术性，金庸的武侠书的艺术性要比所有从文革起的中国文坛上的小说要高。”他不服气。我说：“你不可能期待一个‘文坛’，在那里出版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是‘不为自己写作’，这样的一个文坛里怎么可能有真正的文学出现呢？”他还是不服气。我说：“在一个作者只是因为服从‘社会的需要’而写作的地方，你怎么可能期待有真正的文学出现呢？”他还是不服气，这下子我火了，说：“你想，一个不知道怎么支配自己的脑袋的人怎么可能写得出文学作品来。他们在写作时都是自己无权思考自己要写的东西，要由上面的精神来决定什么是他们可以写的东西，也许你是认为那是应该的，既然你是从这个系统里出来的。”他不愿意相信我曾经写了几十公斤从来没有想到要在中国公开发表的作品。“既然你没有想要发表，那你写它干吗？”他问。他的这句问话使得我一下子反应过来：我和这样一个“龙的传人”讨论文学是浪费时间。又，另一句典型的龙的传人问我的问题：“你读哲学干什么？毕业后又找不到工作。”事实上这也是中国人民通常对思考的看法：“吃饱了没事干，想这么多干吗？”所以这也可以让人想到另一个问题：中国没有文学，不仅是没有独立思想的作家，也是因为很少有能够独立思考的读者。
于是我现在可以进入问题的本身了，《常常低着头》这不是一本“时代的小说”，这是一本关于一个个体人的小说。和那时代性的人民化
（这里略去许多）
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青春之歌》是反向而行的，这一点我和你的想法一样。而在另一方面，我不会认可别人把这样一部小说作为“人生的摆设”来读，也就是说，对于这部小说的所有“创作技巧上的文学批评”我都是拒绝的，因为我会理所当然地对读者说，要么读它并感受到一个个体生命的精神过程，要么把书扔到一边不要去读它，但是不要拿文学理论来“评定”这小说（满脑子文学理论的“文学评论家”或者“汉语学者”没有资格来批评我的小说；就凭他们肤浅的尖矛人生，他们不配对一个个体人的生命历程指指点点）。
（这里略去许多）
我现在也很清楚，这下一部长篇同样将是充满了“行为分析”的。而在事实上，我之所以在那个时侯常常对自己没有一种成熟者的自我肯定也正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是“在成长之中”；如果让今天的我再看，我就很明白自己其实在那时就有了今天的我的一切影子，但是那时自己人为自己是还不成熟的，所以没有能力把自己身上的这种个体性一锤敲定下来。既然主流文化是一种消灭个性的文化，那么所有在中国的个体人都要经历一段很长的波折才能够真正找到他的个体自我。而要找到生命存在的意义的前提则是一个人必须是一个拥有他的自我的人。在一个人没有找到他的自我之前，是不可能思考自我的存在的。在你的《是一无所有还是拥抱了星辰和大地》中所提到的“自我中心主义”是早期上海亚文化中所不认同的，然而这一点却正是一个人从尖矛状态进入个体状态的关键。如果我们两个人都坚定不移地紧守早期上海亚文化的群体性，视上海亚文化那约定俗成的准则为自己的思考准则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可能超越早期上海亚文化中的尖矛性。但是我们远离了。我们的第一次远离都是形体上的：我去了云南，你去了海南。这第一次不是有明显的作用的，但是却真正是确定性的。在之后你所进行的工作正是“彻底摆脱早期的上海亚文化而为上海亚文化带来了‘未定稿’的时期”，并因此而带出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一个群体或者社会，不管它是一个怎样的群体或社会，到底有没有权利让它的权威凌驾于个人独立思考和判断之上。”《亚文化的一支挽歌》告诉了人们，你要自救，你就必须找到你的自我，你就必须对自己的思想方式进行又一次革命。而这革命比你的第一次革命－－用一种亚文化的价值观把主流文化的权威打翻在地－－更难展开、更惊心动魄，因为这是一种你必须用自我的独立判断所带给你的价值观把你当年自己为自选择和建立起来的群体的权威即“上海亚文化的价值观”的权威推翻的革命。同时，这“任何意识形态、个人、群体和社会都没有权利在我们头上建立起一种压制我们的心灵自由的权威”的思想，在数年之后，引出了“我们同样也没有权利施权威于任何其他个人，没有权利压制任何其他个人的心灵自由”，因而使得那关于个体人的思想得到了一种完美的理解：任何意识形态、个人、群体和社会都没有权利在任何一个个体人头上建立起一种压制个体人的心灵自由的权威。
在《朋友的智慧》中，“教育”的倾向就明显得多，我是能直接地感觉到一种“煽动力”的。而这“煽动倾向”为我带来的是不平衡情绪：有时我会因为这种“激情性”的东西所动，而兴高采烈；但有时候却会油然而生一种想要泼冷水的欲望。有时它也给我一种“它在侵犯着我的思想”的感觉。但是不管怎样，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对话。说到底，它不是自白式的。这里我还是得回到本质上：它是以什么形式出现的，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反映了一个独立个人的心灵历程。形式不是重要的。你在《阿修罗》中让阿弟说得好：“出现了什么东西，就用什么方式写。什么样的脚穿什么样的鞋”。而我所唯一反对的“形式”，是一种“权威”或“领袖”的形式，也就是纲领的形式。在我们不接受任何强加于我们头上的权威的同时，我们决不应当在他人头上建立一种压制的权威。我们不会屈服于权力，但是我们也不会让权力来改变我们。
领袖不是强者，是他手上的权力使得他看上去象强者。另外就是他们在尖矛人民眼中是强者。关于“尖矛人民”这个词的来源，我事实上在给你的一封信中谈到过：“尖矛市民（丹语ｓｐｉｄｓｂｏｒｇｅｒ）”是基尔克郭尔从德语里借来的一个词Ｓｐｉｅβｂüｒｇｅｒ。在德语中这个词本来是指“城市武装中的士兵”，他的武器就是一把Ｓｐｉｅβ（尖矛），保护城市是他的义务。后来这个词被德国人用来指那些目光短浅的小市民（小市民的丹语是ｓｍａａｂｏｒｇｅｒ）。但是基尔克郭尔使用这个词并不是带有偏见或者特指“目光短浅”，基尔克郭尔在使用这个词的时侯是给出了他赋予这个词的含义的，这时这个词是用来指那些人，他们“坚信自己的重要性，坚信他自己的生活就是对于那社会所定出的真与善的准则的表达，而且他认为，他自己通过他的选择会对于这真与善的准则产生影响（但是在事实上，那不是他自己在‘选择’，而是社会的准则在替他进行选择的）”。“中国人民”事实上是一个典型的尖矛人民的集合，但是，为了不伤害到“中国的个人”（“中国人民”也可以是指一个“所有中国籍的人”的集合），所以我用中国的“尖矛人民”这个词来作为中国的“龙的传人”们，即中国的尖矛市民尖矛农民的集合。其实“尖矛人民”可以对应于你在《危机中的意识形态》中的“大众”这个概念。现在我用“尖矛现象”或“尖矛”这个概念来指“不用自己的头脑，而用社会或群体所给定的是非善恶标准来判断”或者“用社会或群体的意志来取代个人意志”的现象。“尖矛”这个概念的对立面是“独立个体性”。
至于“河马”这个概念，事实上是我自己造出来的。最初是因为我去年就你考研究生要政审的事情和《朋友的智慧》一书被“审读人员”写上了恶狠狠的评语的事情想要写一则关于“河马进入了人的世界并取得了统治地位之后开始用河马的审美观来改建人类的世界结果把人类世界弄成了另一个河马潭”的寓言，但是后来没有写。我一开始是联想到中国大学系科里的那种对专业狗屁不通却在那里对专业人员指手划脚的“党代表”们，他们是从河马潭跑来人的世界建立河马秩序的家伙。但是到后来，我就用“河马”这个词来形容那些混迹于文坛大喊诗人应当“怎样写作”却自己从来不知道自己是在为什么而写作和写什么的，再到后来，这个词就也被我用来那些为诺贝尔大奖赛之类的功名而不择手段的人们。说到底，一个人说自己是诗人作家却从来不对自己的写作诚实，一个人格卑劣却依旧打着诗人作家的牌子蛊惑人心的，这样的一个“文坛中人”就是一头河马。
现在还是让我们再谈论一下尖矛人民和其领袖间的关系吧。事实上尖矛人民的领袖有两种（这里我排除了那种因为理想主义的原因而被推到了领袖的位子的人们）：一种不是来源于尖矛人民的，政客式的领袖，这一类不会把社会上的或者群体中的准则作为自己的判断尺度，他是一个有权力欲的人，他懂得怎样为尖矛人民建立起一种善恶标准和道德准则，但是他自己并不会很把他所建立的这种准则当一种自己的道德需要的东西；他是一种“施巫术者”和有意识的蛊惑者，他知道如果没有人民的支持他自己只能是一个弱者，所以他所作的努力就是通过操纵人民而使自己看上去是一个“强者”；把他们推上领袖位置的东西不是偶然性，而是他们自己的努力和“奋斗”；他在人民中建立起自己的权威，他从人民中得到权力；希特勒和毛泽东霍梅尼等等都是这一类。另一种则是来源于尖矛人民的“尖矛领袖”，烈士式的领袖，这一类是以社会或群体的准则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的，他常常是一个哗众取宠的人，他常常在做许多“英勇”的行为时除了知道这对于社会或群体的准则说来是好的之外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社会或群体的道德在他自己不自觉的情况下成为了他的精神需要，虽然他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需要；他是一个被蛊惑者，而这蛊惑的力量在他的身上得以加强而再去蛊惑别人；他会在进入了领袖的角色之后忘乎所以地以为自己是一个“强者”，而把他推上领袖位置的力量却是历史的偶然性。他只能借用一种给定的权威维持自己在（尖矛）人民心目中的地位，维护手中的权力；事实上他们是很容易被前一种领袖“打倒”的；象ＸＸＸ（他在天安门是遵行着群体的准则，并且表现出了一种哗众取宠的英勇；但是他到最后玩不过ＸＸＸ之类的政客）和许多历史上的过渡角色就是属于这一类。
于是我说到你使用的“声音”。烈士式的领袖在看见尖矛人民在低声嘟囔的时候听到了他们在说什么，然后他大声喊出来，于是他在这一千种声音中成了领袖；政客式的领袖则往往在尖矛人民还没有嘟囔出声音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他们想嘟囔些什么了，他马上大声说出来，于是他被奉为人民的先知和领袖。在一种没有宽容的主流文化之下，在尖矛人民中，独立个人是失去了他说话的权利的。如果你和那准则相悖，那么你就会听见一个声音在对你说：“我还是让人民来审判你吧！”这样，一个独立个人可能就在顷刻间被人民消灭掉。不说我们祖国的政权了，就说天安门吧，因为学生们从本质上是在一种没有宽容的主流文化中生
长起来的尖矛成员，那么即使是在他们处于一种亚文化的状态中（天安门的运动是反主流的，是一种亚文化的运动），他们也同样是尖矛成员，只是不再是主流文化的准则决定他们，而是一种（学生）群体的准则在决定他们的判断。虽然这运动看上去轰轰烈烈，但这运动的参与者们依旧没有自己控制自己的头脑，依旧是“尖矛”的。而另一方面，运动中的尖矛势力往往是最不宽容最无情的。
（这里略去许多）
我们可以相互强调我们间的不同点，但是“相互辱骂”是根本没有必要的。至多说一句“不要曲解我的意思！”因为作为独立的个体思想者我们可以呼吁他人用自己的判断来进行独立思考，但是我们没有权利要求他人接受我们的观点，因为他人不接受我们的观点而“恼羞成怒”是不对的。我们不应当再为他人建立某种“思想准则”，否则倒是在对个体人的思想施暴了。
《阿修罗》一文事实上以其文体就已经告诉人们“不要在写作时把‘模式’太当一回事”。我记得在八六年的时候（那次贝岭和一些海外诗人或汉学家来上海，但是那次我没有在场，我是间接地听到了他们的讨论内容的），有人提出“现在我们所应当致力的是写作的模式的问题”，这是一种对于写作的反动而虚伪的论调。我一向认为真正的写作者思考的首要问题是“为什么写”和“写什么”的问题，而河马们才把“以什么方式写”和“怎样写”放在第一位。“无内容诗”的泛滥也是因为人们对“写作模式”太推崇的缘故。
本来在中国的诗歌领域里是比中国小说的领域里更有一种“独立思考”的可能，因为诗歌运动曾经推翻了主流文化的写作准则，但是现在看来它恰恰成了尖矛诗歌作者的“诗潭”。为什么？因为那声称要对尖矛人民的主流文化进行革命的人们自身的意识是和主流文化的本质精神是一致的，只是外衣不同而已。他们的革命为人们带来一种期待，但是人们不久就发现，这所谓“革命者”的阵线只是一个新的“尖矛群体”。没有对自己进行了革命的人，没有在自己身上实现了“个体化”的人又怎能对一种文化进行革命？在这种时候就需要一个阿修罗去对他们喊“你们不要搞错！我不是你们，我不是你们中的一员！不要用把我说成是你们的一员的方式来陷害我！老子就是反对普遍性，老子就是反对社会性，老子就是反对群体性！老子不是你们的同类，老子的同类是光棍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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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纪的信：
不特：
你的两信，一封＃九千字的长信＃，均以收到。我从现在起就写《从反抗到绝境》。因为不愿在写作时总想着要给你写信这件事，就先把这信寄出了。
事实上，一场你我之间有意义的对话已经开始了，在我看来，你的“九千字”中，藏着许多已经走到了尽头的思想观念，最后的结局是，要么放弃，要么自相矛盾地活着。这是一种绝境，为此我感谢你，因为这种绝境也是我的。所以，我打算写《从反抗到绝境》”。
（这里略去十九行）
关于对你的“九千字”的评论，其实我昨天已对阿钟说了不少。《从反抗到绝境》也可看作是对你的这些问题的一个回答。
亲爱的不特，你怎么没有意识到，“九千字”中的一部分思想是自相矛盾的。当你将人分为“独立思想者”和“尖矛人民”时，那么，当人问起谁是“独立个体人”，谁是“尖矛人民”，那么这时候你又怎么回答呢？回答了之后，你又怎么能担保“你这又不是给他人以一种思想上的肆暴”，你这又不是“在给出一种思想准则”呢？
不特，时代已给你我深深的创伤，在我看来，你的那些“反动思想”（其中有许多也是我的。两个“独立个体思想者之间是有许多相似之处的，怎么会这样呢？人的目的是成为自我。那么自我中有什么呢？）就是一种创伤性存在的见证。而为了治疗这种创伤，事实上，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了。
孟浪需要的关于“未定稿编年史”，已编写，将由阿钟寄给他，我最近不给他写信了，直到我写完该文后再给他去信。这篇文章关系重大，一定要非写完不可；而如果我不写了，那么答案也就一目了然了：“为了思想的逻辑，我已经彻底放弃了写作！”（当然，信和日记还可能写。我毕竟不是文盲嘛，一笑。）
（这里略去三行）
再见！拥抱！
里纪
1995.12.5 凌晨,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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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特的回答的信：
里纪你好：
（这里略去六十九行）
说到对权利的侵犯，我就想起你前年年底的来信（在信中，你指出了我思维中的危机）。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把我们的对话继续下去。而在这里，我想谈谈对于你信中所说的“当你将人分为‘独立思想者’和‘尖矛人民’时，那么，当人问起谁是‘独立个体人’，谁是‘尖矛人民’，那么这时候你又怎么回答呢？回答了之后，你又怎么能担保‘你这又不是给他人以一种思想上的肆暴’，你这又不是‘在给出一种思想准则’呢？”的看法。我觉得对它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当有人问起我“谁是‘独立个体人’，谁是‘尖矛人民’”，我马上说某某某和某某某等是“尖矛人民”的成员，这无疑是对这些人的权利的侵犯，因为，对于“这些人的人格和‘尖矛人民’所被定义的品格是不是一致”这个问题，我其实是无知的（它不在我的知识所及的范围里），我没有权利这样说；但是，我有权利说：我认为“不用自己的头脑，而用社会或群体所给定的是非善恶标准来判断”或者“用社会或群体的意志来取代个人意志”的现象是存在的（这是个我的社会知识所能够担保的事实），而具有这一类现象的人是存在的，我把正具有着这一类现象的人的集合称作是“尖矛人民”。这没有侵犯任何人的权利，既然这个命题是纯粹的一个对于实际存在的现象的描述和命名。二是如果我说，“我认为这是如此，我认为这是实际存在的现象并且我对之进行命名”，这并不侵犯他人的权利，因为我没有要求他人接受我的看法；但是如果我说这是我的看法，但这也是对于所有人来说都应当被接受的真理，这时候就是我在对于他人的思想施暴了。
现在问题就变成是这样了：如果我想说“我觉得我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是对的”，我就把它说了出来，这是我的权利（我有这个权利因为我没有因此而对他人作出任何要求，也没有对他人施加然后“力”；而如果有人因为觉得我的陈述是真理而“接受”它，那也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主动的“拿取”），而我用我自己的头脑来思考同样是我的权利。我不能（没有权利）要求他人“使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我没有权利要求禁止“不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那有人要放弃“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的权利），但是我有权（利）呼吁反对任何东西禁止人们“使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因为这个“禁止”侵犯了包括“我”在内的所有被禁人的权利）。社会学中分析到社会和个人的关系时对社会的标准特征作出了一个分类，简单说三个词：要求（必须做某事）、禁止（不准做或者必须不做某事）和允许（既不是必须又不是必须不做某事，就是说“愿做就做，不愿做就不做”——做或者不做某事）。我觉得这是很到位的分类（从集合论来说，“允许”就好象是全集，它的补集是是空集，也就是说，从理性上讲“必须做又必须不做某事”是一个不能存在的说法，一个自相矛盾的悖论；但既然在我们的伟大祖国政权常常能够让不能存在的现象发生，比如说，“公民既有出版自由又没有出版自由”，“法律有并且没有效力”，那么当然有时也会有“中国公民必须做又必须不做某事”的逻辑了）。于是我认为你所说的“写作的悖论”在这里是解决了，因为我所理解的“我发表作品”就表达三个内容：
01）提供我的想法，“提供”所对应的是“允许”，这就是说，人们有权自己选择“拿取”或者“不拿取”我的想法；
02）除了涉及到人的权利领域之外，我所公开的想法中的没有提出任何是在努力使社会产生对人作出“要求”和“禁止”的影响的，也就是说，我所公开的想法在为社会提供一种可能性，这可能性所对应的社会标准特征是“允许”；
03）在涉及到人权的领域，我的观点是明确的，它所对应的社会标准特征是要求和禁止，我的作品有权对社会发生如此影响：如果我愿意，?我有权要求“任何意识形态、个人、群体和社会都必须尊重任何一个个人的基本权利”，?我有权呼吁禁止“任何意识形态、个人、群体和社会侵犯任何一个个人的基本权利”（即，要求任何意识形态、个人、群体和社会必须不侵犯任何一个个人的基本权利），?我有权宣称“任何意识形态、个人、群体和社会都没有权利在任何一个个体人头上建立起一种压制个体人的心灵自由的权威”，理所当然地，我也有权公开反对与人权相悖任何权威。这样我所说的“没有权利建立标准”就是第01）和第02）点的内容；而第03）则是对于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所有人的基本权利的捍卫，它不是一种标准，而是一种为了捍卫一个人自己的基本权利而（可能地）在人和人之间达成的一种契约。在我看来，如果说我是有着自己的道德标准的话（一般我不喜欢用道德这个词，因为我眼中的中国传统道德是一种严重侵犯人权的东西，但是，我不愿另外定义了），那么第03）就是我的道德内容。事实上第03）是我所提出的所有关于“心灵诚实的写作”的前提。没有第03），我就根本不用提第01）和第02）了。
如果有人认为“成为尖矛成员”没有什么不好，那也是他的权利。我不能笼统地反对“某一个人让意识形态、别人、群体或者社会来决定自己的思想意志”，但是当某种意识形态、个人、群体或者社会在侵犯着某些个人的基本权利的时候，这“某一个人”因为放弃自己的思想和决定的权利而参与这种犯罪行动，那么这和他自己就是这个犯罪行为的首倡者在罪行的性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可能这句话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是人民创造历史而不是英雄创造历史”，我非常赞成使用这句话，只是这里的历史应当改成为“集体犯罪的历史”，这里的人民应当改为“尖矛人民”。这时我用为虎作伥这个成语，虎和伥在这里同样可恶。我打一个比方：我说反对虐待人；但是如果一个人是个受虐狂，我也不能反对他虐待他自己，这是他的权利，他也可以呼吁别人来虐待他，这也是他的权利（那“应邀”而虐待他的人因此被他赋予了虐待的权利）；但是他没有权利呼吁别人虐待除了他自己之外的任何人，别人也没有权利因为这某一个人是要求受虐的人而虐待或者呼吁虐待除了该“要求受虐者”之外的任何人。
我想，我是解决了我写作上的悖论。于是，我重新开始写作了。
今天是复活节假期的第一天。我又把这信写长了，而在事实上，我们可以有太多的东西在信中讨论的。你还记得我那“九千字”中的“尾巴”么（“这里拖出了两个尾巴，即：“自己选择”和“自由思想”。因为选择事实上是一个难说明的问题。我想，我们还是在后面，在你所说的“象征的人生”里谈这个问题吧。”——“九千字”）？当时我以为我“稍微费点神”就可以把这两个问题想明白，但是后来我考虑到了它们和命运间的关系，乃至因为读“形而上学”而引发出了更多有关的想法，这就使得这两个问题越来越复杂化——因为它们牵涉到了人的存在的问题本身了。现在对于我，这不仅仅是一个写作指导思想上的问题了，而是象你在信中所说的那种“是不是要找一把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的问题了。另外，“人的基本权利”的范围到底是怎样的，人和社会的关系，人和文化的关系等等。“我学哲学，是因为我想要读懂我的朋友思想中的智慧”；现在我读了哲学，我更希望能深入地读懂你，我希望能够得到你的消息。你是不是被这个聚财者的时代湮埋掉了呢？
如果你还是在继续着你的思想活动的，如果你的守护神依旧在守护着你的命运，那么，给我一些你的消息和你的思考。今天是复活节的第一天。
（这里略去十七行）
你的忠实朋友
不特
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2001-01-20 07:39 AM IP: Logged
京不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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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王一梁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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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京不特 于 2000年3月16日 12:5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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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受到文化专制主义
污染，建立在封闭社会基础上的意识形态是不值
得重视与讨论的。让旧东西死亡，最好的途径与
有效的方式就是撤回我们的支持，不与它合作。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事情要做。我们有我们自己的
未来。
因此，我们……首先从“不理睬，不合作”开始。
……为了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争取我们的未来，
虽然我们是彻底的经验主义者，但是在今天努力
高扬人格、学会倾听自己的内心呼声却是第一步。
因为它不仅能开拓我们的经验领域、批判现实活
动的范围，以及建构未来的能力，同时它也能有
效地结束我们由于采取“不合作”的现实态度而
可能带来的无所作为的消极一面。
为此，我们并不拒绝乌托邦话语。但是，乌托邦
不是，也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总体指导思想。乌
托邦只是人的人格发展基础，是无数可能存在的
世界之展现，检测我们心灵自由深度的一种标志。
不言而喻，一个自由人根据自己的人格发展、生
存方式建立价值观，在具体社会实践中发生冲突
在所难免，这时我们就是坚定的理性主义者，我
们坚信只有理性才有可能把暴力降低到零。
为了更好地贯彻与阐明“不合作主义”、“乌托
邦－－批判现实主义”与“理性主义”之精髓，
宣布如下“自由宽容”原则是必要的。
一、无知即自由。我们认为，正是这种人的局限
性，命中注定了人是自由的，人有缺席的权利，
以及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对于后者，我们可将
它称之为对等原则。
二、缺席的权利。这种权利反映在现实生活中，
也就是在暴君面前能够响亮地说出“不！”，人
有“不合作”的天赋权利。
三、对等原则。这个原则的一个精彩比喻就是：
你能操我娘，我也能操你娘！这就叫对等，这个
世界，不付出代价的东西是没有的。
---京不特摘引王一梁
2001-09-06 12:39 PM IP: Logged
牛反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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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广天对伪个性主义的批判。
那么，渗透性暴力机器是如何开动起来的呢？
我列出了十个方面，所谓十恶不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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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孤独产业
我的一位朋友有一天想要出走，为此他兴奋得几个晚上都睡不好，后来另一位朋友想结伴同行，他便拉下脸来，说：“凡两个人以上同做一件事，就有成为庸众的危险。”听起来这招具有极端的反叛意识，但除非你不说不做，否则，隔墙有耳，保不齐不胫而走。
现在，我这位朋友已经成了北欧哲学的忠实信徒，也开始对此类哲学的公开性佯装不闻不问起来。
我记得从前我写过几句诗，其中有：“去年我一个人孤独，今年千百万人一起孤独。”这句诗也可以反过来解释孤独产业。
有人想标新立异，想与庸众生活格格不入，没有关系，渗透性暴力机器最善于做的事情，就是普及孤独，普及个性，而且可以把学习基尔凯阔儿的投入降到最低，配套工程有《孤独者手册》、《孤独者入门》、《绝酷ABC》。一个写着字母P的徽章可以让你与众不同，当然，为了不让“两个以上的人同做一件事”，还有写着字母Q的徽章，千万不要担心26个字母会用完，还可以在底色和花纹上做文章，梵高的，康定斯基的，甚至非洲木雕的，应有尽有。这是一个多么丰富多彩的缤纷世界：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空间，表现自己的心灵，主导自己的色彩——不信，你看！
关键就在“看”字上！的确，你放眼望去，没有什么是整齐划一的。但奥秘在于，你们成了一群享用渗透性暴力机器生产的各色商品的整齐划一的芸芸众生。每个人嘴里都在说“不”，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不由自主地点头称是；每个人都想努力做出一点与周围事物不同的事，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双腿不由自主地向同一种时尚倾向靠去。多么了不起的御人秘方，而共产党却不懂，共产党用单一的主义整合全体人民的思想，还想以此调动全社会的生产力！
一律红巾翠袖的红卫兵与奇装异服的现代青年多么不同，但实际上却殊途同归。崇拜一个偶像、一种话语是一番气象，崇拜无数偶像、无数话语是另一番气象，但其功效和结果都是一样的。这个秘密就是——孤独产业。
2001-10-01 08:28 PM IP: Logged
京不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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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是这样的。
当你正在为自己强调一种个性的时候，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流水线已经把你的这种个性批量生产了。换一句话说，这种伪个体性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商品时代为那些“渴望确立个性”的市民们定制并对之倾销的符号。
一个德国作家写过一篇小说：
一个防毒面具推销员到一个世外桃源推销面具。那里的原住人们很淳朴。当推销员向人们推销的时候，原住人说，“我们这里并不需要防毒面具，为什么来推销它呢？”推销员说，“现在可能不需要。但是以后你们一定用得上它。”
果然那里的人们在不久之后都使用防毒面具了。因为防毒面具制造商在这世外桃源里开了防毒面具工厂，而这工厂严重污染空气，所以这里的人们不得不使用防毒面具了。
关于资本主义世界的伪个体性，阿多诺在其《启蒙的辩证法》中有一针见血的论述。下面我引用一下我对此文的介绍。
————————————
摘自《启蒙和〈启蒙的辩证法〉》：
启蒙所带来的传统主观性和传统文化的消亡导致了文化工业的出现。阿多诺和霍克海姆看见，后期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整体性把所有差异的可能性网罗进其自身之中。“今天的技术理性其实就是统治理性本身。它是那自为地异化了的社会的强制特征。”82在文化工业之中，那不断前进的技术性“对自然的统治”转化为一种以商品化为前提的大众欺骗，——这大众欺骗使得各个个人继续不断地作为那他们事先在体制的强制之下所一贯所是的那种“正常”。“一切都是交易”成为了用来为那有预先计划地生产出来的垃圾作辩护的意识形态。现代个人参与在之中，同时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那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的炫眼的统一体向人们展现了其文化的模式：普遍和特殊的虚假同一性。”83它检查着缺陷，引进实践的“官方对立面”作为一种为缺陷者们所立的公共道德，并为他们提供模仿的榜样。（文化工业使用模仿——亦即“让自己与别人相同”——作为认同性［Identiaet同一性］的替代品，而将这模仿设定为一种绝对。）这个世界经过文化工业的过滤，这文化工业的权力一次性了结地彻底运作于人。文化工业为了利润的缘故在其所有领域要考虑到它的产品被提供给消费者，只要是这样，它就必须精于揣测估摸大众的客观意识状态。这里紧接而来的是市场经济原则，因此文化工业只能推出娱乐商品并且除此之外不能再有别的东西。文化工业通过其产品所输出的是一种娱乐，这娱乐要求模棱两可的理解而提供消遣；在这里它和大众的客观心灵状态达成了完美的一致。既然这大众除了以“逗乐（amusement）”的方式之外无法以其它方式来体验主观文化，那么文化工业也就走不到“消遣性的逗乐”之外。同时通过对其产品的标准化和对其扩展技术的理性化，使得文化工业的企图——那种“使得其所有客观意识状态与‘逗乐’相适应”的企图，成为可能。但是，在这对于文化工业的娱乐商品的普遍化的供应上有着这样的悖论：在同时，这些娱乐商品通过其技术而使得那它们所许诺的“消遣放松”成为不可能，因而只是一种欺骗。人们在“逗乐（amusement）”之中寻求对于那日常的机械性工作流水线过程的逃避，但是这逃避并没有使得逃避的寻求者脱离这“流水线”，相反，是将之重新送入这机械过程。机械化过程对于工余的人们及其幸福有着这样一种决定力量，——它如此彻底地在娱乐商品的生产过程之中起著作用，以至于那工余的人在娱乐之中能够体验到的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正是工作过程自身的“摹本（Nachbilder）”。“既然它［那些工业化的、前后连贯的归属］将精神产品的所有分支都以同样的方式归属于那同一个目的：在从人们晚上离办厂到他们第二天早上到达指示表前的这段时间里为他们的感觉提供那工作流程的标记，——这标记正是他们自己在整个白天所一直维持着的；那么，就好象一种讥讽，它恰恰就这样实现了那关于一个‘统一体的文化’的概念，——那人格哲学家们用来抵制‘大众文化趋向’的概念。”84只有通过适应那在工余自由时间里的机械工序，人才能脱离工作中的机械性的工序，——在这自由时间里娱乐僵化为乏味的无聊，恰恰是因为这种娱乐不可以努力成为高于娱乐的东西，因而为了“应当继续是作为娱乐”，它就只能严格地在那被反复行驶的理想轨道之中运行着。产品的垄断化的独裁剥夺了观众们对其自己的思想的需要。“每一个作为精神性呼吸的前提的逻辑性关联都被认真勤奋地避免了。发展应当尽可能地直接追随其前一处境，却不会去追随整体的理念。”85通过文化工业为机械流水线的各个分散的接收点所提供的逗乐（amusement），单个的人就被抑制了。一个文化工业产品的整体性不再是客观实际的连贯性，而成为了一本细节条理化的登记簿。整体毫无关联地成为了细节的对立面，“比如说那成功者的生涯，一切都被用来作为这种成功者生涯的证据和图解，而与此同时这生涯本身不是别的而只是那许多愚蠢事件的总和。”86这种非本质的东西决定了其无聊乏味而把那些个体的人们带入他们所寻求的“逗乐（amusement）”。那被提供的东西对于这些个体人们来说其实是空虚而无所谓的了，既然他们在之中已经无法再更进一步地迷失自己。那个体的人们所要自我认同的东西总是那同样的、事先定制下的产品，而恰恰这样的认同方式使得自我认同成为不可能。这样，银幕上的那些幸福的人们是与观众之中的每个个体的同类的榜样。然而，由于“那人的因素中的不可超越的差异”87恰恰在这相似性之中得以完成，那个体的人们终于无法达到那他们真正想要的和文化工业所许诺的东西。“那彻底的相似性是绝对的差异。族类中的认同性（同一性）禁止了特殊事件中的认同性（同一性）。”88他们始终处在那他们所曾经处在而想要离开的地方。在文化工业之中“伪个体性（Pseudoindividualitaet）”占据着统治地位，“那个体的东西被简化为那普遍的东西对那偶然的东西加标签的能力，——如此彻底地，以至于那偶然的东西能够因标签而被确认为是那同一的、确定不变的东西。”89那“普遍的”的权力对于那些“个体的”变得如此冷酷无情，以至于那些个体在其慌张不安的模仿之中因此而被迫抵制那普遍的，——只要个体化的努力提供这样的可能性。哪怕是在文化工业承认人在那“普遍的”的强制之下的苦难时，这种“承认”也是为了对之进行肯定的需要。这是文化工业所提供的认同：“对于道德高尚者的强调是社会用来认可它自己所制造的苦难的方式：人人都知道，他们在那社会体制之中无法再得以自助而不得不让意识形态来关心这个问题。远远不是简单地把苦难隐藏在一个即兴的‘同志情谊’的表面之下，文化工业以这样的方式树立着其‘公司的骄傲’，——通过阳壮地将苦难看在眼中、以艰难地保持着的自制来认可这苦难。自我控制的激情为这个（使得自我控制成为必然的）世界辩护。这就是生活，如此艰难，也因此如此奇妙，如此健康。在那悲剧性的现实面前，谎言丝毫不退缩。正如那极权社会不消除其社会成员的苦难却登记和计划安排这些苦难，大众文化以同样的方式对待那悲剧性的事物。”90
只要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产品中的“悲剧性的东西”不进入家庭妇女戏剧的公式，——getting into trouble and out
again（进入麻烦又脱离麻烦），它就被归简为一种威胁，一种声称“所有不参与的都将被消灭”的威胁。那个体的人因此而看见这样的细节：人在社会整体的压迫之下的苦难通过文化工业而被引向他，并且，这苦难总只是肯定那他自己每一天所必须经历的东西。既然这向他显示出，一切不会变得有所不同，于是他变得因此而小心翼翼，盲目地顺从于那无法改变的东西。这样的一种（在对抗那神话性的威胁时的）绝望，一种对于通过文化工业而不断重复着的那种完全封闭的生存的绝望，悖论般地变成了一种悲剧命运的更高尊严；这样，“……它［生活］被必要的苦难浸透得越彻底，它就越是显得更伟大、光荣和有力。”91作为生存下去的前提，“顺从”被文化工业强烈地推荐。在文化工业的整个过程中，人的苦难被转化为强制（——强制人屈服顺从于苦难）的一个环节，并且以此来肯定其自身。［自我维持的辩证法同时覆盖了那统治自然的技术理性和交易的理性，而这二者都要求以人的“无能为力”为代价。为了维持自我，奥德修斯放弃和拒绝自我；人的本性／自然成为了理性的控制对象。而在这里又一次被显示出来：为了生存，在文化工业之下的个体人不得不屈服顺从于社会的强制，自我肯定的前提条件是自我的屈服顺从。］文化工业在其自身之中重复其产品，而这只不过是意识的又一次被枷锁和被消释，而在此同时，通过社会的强权，这意识在那客观的社会过程之中早就已经被枷锁和被消释了。这在这样的一个双重运动之中显得象是一种和解，这和解使得客观倾向重新变得有益于人的意识。这样，文化工业的客观作用在于，它再次提供那社会经济强制，而这种强制在事先已经是居于统治地位了，在其“不可避免性”之中对于屈服于这种功能是唯一有意义的东西。文化工业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那体制之中的必然性，——这体制清除了那些消费者所具的对于反抗的可能性的预感。在显示于人的时候，所有需求必须被作为是能够由文化工业来满足的需求，——因为这是必然性所提供的；而同时这些需求却是有着这样的特点，——人在这种需求之中体验到自己好象是永远的消费者，还一句话说就是，这些需求把人转化为文化工业的对象。这个必然性不仅仅使得这人相信，欺骗是真相，而且它也在告诉他，“不管怎样，他必须安命知足于那被提供给他的东西。”92除了文化工业所提供的之外，不再有任何其它逃离日常生活的出路；于是这逃避只能是怪圈，——逃避者所奔向的那个地方正是他所要逃离的地方。“娱乐使得放弃得以发展，而放弃正需要在娱乐之中忘记其自身。”93
◆◆◆◆◆
［对于阿多诺，文化工业的野蛮是那对于那现实社会中所发生的——对于个体人的完全“取消”在奥斯威茨第一次被展示出来——这一切的意识形态化了的印迹。那使得文化工业及其垃圾变得可能而且能够被接受的东西，也曾经使得奥斯威茨变得可能而且能够被接受；今天好莱坞的灿烂光芒也正是昨天第三帝国焚尸炉的熊熊火焰。启蒙自身恰恰就是启蒙的极限。在以上文字之中，我们已经看见了那作为其自身的衰败的前提的资产阶级西方文明，以及那作为启蒙的大众欺骗的文化工业；而在下面我们将通过研究反犹主义的要素而观察启蒙是怎样奔向其极限而终结于法西斯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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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京不特]
2002-06-24 05:36:05 AM
京兄：我在写张广天 [ 童天一 ] 2002-06-23 11:43:06 AM
我这里是凌晨六点多，先稍微写一些。附贴何清涟文章。 [ 京不特 ] 2002-06-23 12:10:13 PM
一些小的帖子 [ 京不特 ] 2002-06-23 12:15:34 PM
Re: 一些小的帖子 [ 童天一 ] 2002-06-23 09:01:52 PM
Re: 一些小的帖子 [ 京不特 ] 2002-06-24 12:10:38 AM
拜托问一下，他们之间有什么故事？ [ 小胖虫 ] 2002-06-24 12:32:46 AM
张广天：我 [ 京不特 ] 2002-06-24 12:34:32 AM
奇人奇人，上海也出这样的人！ [ 小胖虫 ] 2002-06-24 01:16:38 AM
Re: 奇人奇人，上海也出这样的人！ [ 京不特 ] 2002-06-24 04:19:16 AM
张广天：美是一种战斗力 [ 京不特 ] 2002-06-24 04:47:36 AM
各种帖子：关于“个人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僭妄” [ 京不特 ] 2002-06-24 05:36:05 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