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有些经验之谈：
“人生有限，书海无边，我不可能也不愿意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阅读之中。”如果是自己喜欢的，我赞美书和书的作者；如果不喜欢的，我不关心（并且因为不关心而对之无知，无知而对之无发言权），因而一般也不对之批判，更不会谈及作者；如果是我所认为不好的现象，那么，我会去批判现象，一般也不会去提及作者的名字。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不少期待通过舆论的喧哗而一夜成名的人们，这样我更不会把自己的精力浪费在提及自己所不喜欢的文字的作者，如果是因为某人具有我所不喜欢的人品，那么更不愿把自己的语言浪费以提及这人名了。不去骂他们。
一生有限，人海无边。交朋友也是这样。如果不是工作有要求，那么只我和自己所喜欢的人们交往。不因为文学而破此戒，尤其不对自己所厌憎的人作出朋友的姿态，也因此不厌憎朋友。

道德本来是用来指导一个人自己的东西。而有道德的人我们将之称为“君子”。而君子的道德准则恰恰是出自良心。
在原始的意义上君子一般是受人们喜爱的。因为君子的良心使得他不施“己所不欲”予他人（用现代语言说，就是尊重他人的基本权利），并且在相当的程度上施“人所欲”予人。
而一心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不惜违背良心损害他人的人，被称作“小人”。
后来来了道学家，他认为君子的行为是好的，应当在人众中推广。所以他开始总结君子的道德准则，而制定出了道德教条。但是问题在于道学家只相信“榜样”和传说，随着所以道学家总结整理出越来越多的伦纲条款，他渐渐地忘记了君子之所以成为君子，是因为君子听从了自己的良心。那脱离了良心为教条而教条的道学家开始在原有的君子道德之上添油加醋，而使得道德教条中出现了许多和良心无关的东西（比如说，毕达哥拉斯教派的道学家认为吃蚕豆不道德，儒家道学家认为情侣在公共场所接吻有伤风化，穆斯林道学家认为女人没有面纱邪恶等等）。
虽然道学家可能是君子的推崇者，道学家不是君子。道学家缺少君子的良心感应。
随着道学家完成自己的工作，人的社会就出现了传统道德（传统道德和君子道德是两码事）。从前君子使用君子道德来检查自己的行为，而现在社会使用传统道德来约束所有人。但是因为道学家的添油加醋使得传统道德也有时也会和君子道德发生冲突。这为以后的传统道德的崩溃打下了伏笔。
因为传统道德成为了社会准则，所以遵从传统道德的人们在社会中赢得尊重。这样，出于功利而不是道德的原因人们喜欢让别人认为自己有（传统）道德。但是一些人既忍不住行小人之行又贪图人们对“有（传统）道德者”的尊重，于是就有了双重标准，在暗中行小人之行，在公开场合有装作追随那“（传统）道德”，这样，第一类伪君子就出现了。所谓“满肚子男盗女娼，满嘴仁义道德”者是也。
一些更精明的小人则发现这传统道德可以用来约束别人而使得自己达到小人目的。这时他知道了另一种双重标准，严格地把传统道德放在他人身上，却没有道德在自己身上。这时就有了第二类伪君子。“对他人马列主义，对自己无政府主义”者是也。
由于传统道德中的被道学家添油加醋而造成的对人的伤害，或者由于第二类伪君子的过分倒行逆施，使得传统道德失去了信用。这时出现了莽汉，莽汉的努力就是指出传统道德是用来愚昧他人的东西而和良心无关。莽汉是好样的。
但是随着莽汉对自己的解放，也导致了小人的翻身做皇帝。因为在莽汉指出了传统道德的虚伪之后，遵从道德（这时人们也同时抹煞了传统道德和君子道德的区别）的人显得只可能是两种人：傻瓜或者伪君子。既然傻瓜和伪君子都是人们所不想尊重的身份，那么小人就可以“诚实”地行小人之行了。先是“宁作真小人，不为伪君子”，“傻瓜才做傻瓜”；然后“我是流氓我怕谁”。于是社会就彻底地进入了“以损人利己为荣”“没有道义强横无赖者得利”的道德虚无主义的社会。这时一个人想听从自己的良心也只能是偷偷地或者孤立地遵行道德。
现在我们反过来看：真小人比伪君子更坏，因为伪君子只敢暗地做丧天良的事情，或者找冠冕堂皇的借口来行恶，而真小人则肆无忌惮在光天化日之下无耻。伪君子比道学家坏，因为伪君子有行小人之行，而道学家只是迂腐或者愚蠢。莽汉好过道学家。
而真君子就是真君子，虽然在一个道德虚无主义的社会里真君子被视作傻瓜。
既然在一个道德虚无主义的社会里，小人因为有钱有势而横行，那么在一般人看来事不关己悄悄躲起才是聪明的。因为和流氓作对难免吃亏，不管这流氓是拥有国家机器的特大政治流氓，还是用金钱买通了一切的大流氓，还是仗肌肉气力欺人的流氓，还是在街头损害平民基本权利的小流氓。和流氓作对的结果有时不仅仅是吃一点亏，而且也有可能连生命都丢掉。在这种时候，要抵抗小人，就得靠傻瓜加莽汉。“我是流氓我怕谁。”好，你是流氓，我是舍命的傻瓜，如果你耍流氓，我就是丢了我的命也要揍你一顿。
为什么傻瓜能舍命，因为依旧有着良心的傻瓜愤怒了。
作为一个良知尚存的普通人会渴望道德的重建。但这道德是君子道德而不是传统道德。尤其是在道德虚无主义的社会，需要的不是道学家，而是真君子。

如果我对杨朱先生的为人是清楚的话，那么杨朱先生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了：施己所不欲于人，方便时小人为之，杨朱先生不为，然而杨朱先生并非君子。施人所欲于人，方便时君子为之，杨朱先生并非小人，而杨朱先生不为。
我有朋友曾是高中政治教师兼班主任。那时有学生流里流气在班上耍赖。我的朋友说：“你不要被我所戴的这付眼镜迷惑；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不怕你耍流氓。告诉你，我从前是老流氓，今天改邪归正了而已。如果你要检验我的经历，我完全可以奉陪。”这个朋友首先不是君子，也不是伪君子，最后也不真小人。
在这个世界上，真小人并不是熙熙攘攘，伪君子并非很多，杨朱先生不多，真君子少而少。多的是原则混乱的人、无所谓的人、得过且过的人、一时冲动的人、反应迟钝的人、感情丰富的人、性情内向的人、迷恋于游戏的人，等等等等。
什么是伪小人？这是一个荒诞的概念。但是在道德虚无主义的社会实在不乏伪小人。意志薄弱，天良尚存，而随腥波、逐恶流。伪小人的本质并非小人，但也决不是那良心和意志同在的君子。伪小人的大批出现标志了一个社会的道德价值的彻底破产。伪小人活得很不幸福，因为伪小人总是受着良心的谴责（一个人受良心谴责必须有两个条件的同时存在，一是他自己的良心，一是他自己作下的能够让他的良心谴责的行为，或曰，“恶行”），总是生活在悔恨之中。不少“伤
痕文学”的作者就属于这一类伪小人。但是悔恨并不妨碍伪小人继续其伪小人生涯。
文化大革命可以算是由伪君子发动、真小人添油加劲而通过（作为潜在的伪小人的）意志薄弱的非君子非小人运行，并且祸及真君子伪君子真小人非君子非小人的运动了。其后果之一就是造就了一大批伪小人。
今天中国的可口可乐潮流之中的弄潮儿差不多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这一类伪小人了。
伪小人的内心格言：“我是想安分守己地做一个好人的，但是，看这个社会，老实人总是吃亏。如果过得去，谁愿意昧着自己的良心生活呢？”

有署名“孟波”的作者写“中国人，你为什么不害羞？”我说莫名其妙！我是中国人，我为什么要害羞？我堂堂正正，不用向神磕头（——“神是正直的，我也是正直的。所以面对神，我无愧），我为什么要害羞？
中国世风日下是因为“我是流氓我怕谁”和“人善被人欺”的信条流行所导致的，和中国文化没有关系。
毛泽东时代，“大魔鬼出世，世间法井然”。有雷锋，有学雷锋的，人民战战兢兢地道德高尚，虽然表面“风气好”，本质却是窃国大盗当道。人的良心和求生恐惧心混为一体，乃至恐惧心使得良心泯灭。这样的苛政下的“道德”不要也罢。
大魔头的时代是“惟魔独尊”的时代。
大魔头一去，幺魔小丑们纷纷登台叫嚷“我是流氓我怕谁”，平民百姓自以为得到的教训是“人善被人欺”。人的良心世风覆盖，所以人们随着世风而越来越不择手段。
幺魔小丑们的时代是“惟我独尊”的时代。
西方民主国家，第一已经很久没有大魔头的恐怖，第二法律保障人权，若有幺魔小丑们登台耍流氓，法律马上制裁之。所以在那里“我是流氓我怕谁”行不通；不仅“人善”不会“被人欺”，而且受人敬。所以道德上差劲的行为很少。
西方民主国家所处的时代是“惟人独尊”的时代。
另外，署名“孟波”的对西方有误解。西方并非净土。西方乘车不让座的现象也很正常，偷盗也很正常，在超级市场贪小便宜的也很正常，虽然比起北京上海少的多。但是，坏现象就是坏现象，并不因为西方有坏现象，东方就也理所当然地应当充斥坏现象。
我在这里想反驳的是，中国的“世风日下”的根源不是中国文化，而是因为中国把文化看得高于人。不管是孔孟之道还是基督教文化还是科学文化，只要文化低于人，那么我们就有机会尊重人道而强调人的权利、强调对人的权利的尊重。人权有保障，人便有了自尊，“我是流氓我怕谁”以及“人善被人欺”的信条就渐渐地被人的良心取代。这时一个比较正常的人性社会就有可能。大多数人也就被确保了作为“堂堂正正、不用向神磕头”的人而活着的可能性。
（——另外，从前西班牙殖民主义者们和中国文化无关：在美洲对原住人所犯的罪行是兽行。优秀的启蒙文化也无法阻止德国人和法国人的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