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京不特 于 2000年6月03日 12: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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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对自己的朋友们宽容的时侯，想到的是他们对我的宽容；我在容忍朋友的弱点的时侯，想到的也是他们对于我的弱点的容忍。我在读卡施妮茨的时侯想到的是：他人没有办法去改变一个人的心灵状态；自我不可能用意志来“战胜自我”，因为解决问题的出路是在自我之中“认识自我”。ＸＸ看自我倒是看得很清楚，他的问题是，他总是只在“自我之外”停留着。一个人要达到生命的本原，他必须进入自我。“远远地观察”自我的话，那么，你能有一个很理智的生命，但是，在根本上，这生命不是属于你自己的，这时你也就无法“认识自我”。

我想到我的虚荣心问题：在高中里，我认为（就象老不特对我的教育所指出的），它是坏的东西，我有，我必须戒掉它，但是，这是失败的，越戒，我的虚荣心越强（这是我想“战胜自我”的阶段）；然后，我在大学里，掀翻了所有外来的道德观念，我说我的一切就是我的一切，我认可了我的虚荣，我说“虚荣没有错”，于是这“虚荣心”的问题不再骚扰我，虽然我的虚荣心依旧是强烈的（这是我认可我这一种本性现象并且进入它的阶段）；我到了丹麦之后，也是放任自己虚荣的，但是，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了这个简单的问题——我的虚荣心是我的情欲，于是我彻底地从这个问题中把自己解放了出来，它不在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了，我也不用抑制它，也不用放纵它，它自己变得淡然了（这是我认识了我的一种本性的时侯）。

京不特一九九五年十月二日欧登斯



[Edited by 京不特 on 2001-10-06 at 07:5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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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京不特 于 2000年6月06日 17:2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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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在泰国听仁山法师讲的一个故事：

从前有一个小沙弥，从小住在寺庙里，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平时他见的唯一的人是他的师父。这天他长大了，他师父决定让他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于是师徒俩一起下山了。

走到半山腰，他们远远地看见一只老虎。小沙弥问：那是什么？师父答，这东西叫女人，你在书上读到的“女人”就是这东西了。

一路上，师父向小沙弥一一解释路上的东西。

到了市场，有美貌的女子。小沙弥拚命看。
“那是什么？”小沙弥问。
“那是老虎。”师父答，“你千万不要靠近她们。如果和她们近了，她们就会一口把你吃了。”
小沙弥喏喏。

回山后，师父问，“今天你到外面的世界看了。在这些你在世俗世界中看见的东西之中，你最喜欢的是什么？”

小沙弥答：“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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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跟帖：

李娜唱的一首歌,歌词大意也是这样的:) /无内容 - BH 6/07/00 (0)
:)嘻嘻 /无内容 - 大头诚 6/06/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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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京不特 于 2000年6月06日 21:4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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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出现之前，我看见一条很窄小的路。他们就从这路上向我走来。等到他们靠近我的时侯，我已经再也看不见那路了。
我数到十一，第十一个人会对他的同行者说：回去，走回去！他不是在对自己说。我依旧感觉到这种虚无，如同冷汗。
在这之后，我的思路突然迟钝了起来。我打开电视机，是一些夸张的东西。我说，我不喜欢这个。但是我没有关掉它。我只是懒懒地坐在沙发上，好象是在看那屏幕里的东西，然而图象们却都没有进入我的眼睛。我凝神注视它，并让它的图象们落在我的头背后的墙上。这个房间在咝咝地响着，而我觉得这咝咝的响声是从房子外面更远一点的周围传来的。
此刻我的思路是迟钝的么。或者停滞的。我把琳达在我三十岁生日时送给我的那只绒毛狗挂在了窗帘架子上。窗帘是红色的，狗是白色的，耳朵上有黑色的毛。屋子里的白炽灯也不是很亮。我不知道我现在该做什么，我无法搞出名堂来。但是我能感觉到一种情欲，内在地晃漾着。我什么也做不了。
事实上我在今天什么事情也没有做成，只是在休息和消谴。但是只要还有工作等在那里，休息和消谴也沉重。


京不特一九九五年十月十四日欧登斯

送交者：京不特 于 2000年6月08日 14: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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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完德语作业。输入了五十多行小说的第七章。天气如此热。我拿了一瓶啤酒打开了门喝。夜空朗月，万籁俱静。然后，我听见隔壁的Danny在读他的英文：
“……any organization, any person…”
这让我想到很多很多……


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十二日京不特

送交者：京不特 于 2000年6月09日 04:3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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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前，祥子委托我为《橄榄树》的评论文集写一下关于批评的批评，我马上答应了下来，因为我当时觉得我确实有不少文化文学批评方面的感想。然而，在真正要开始写的时候，却又突然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着手。一方面，虽然我是一个常常会在网络上发一些“忍不住的议论”的人，却不是一个正规地写评论的文学批评者，所以我在这里能够作出的努力主要只是在那网络评论中的“不是评论”的方面找到一些可供批评的对象来。另一方面，我对文化文学批评文体的看法是一种“个人的模式”，所以只能作为一种参考观点，而不作为对于文体的批评。

首先是关于我所找到的那“不是评论”的批评对象：也许我在这里更多的能够谈论的是关于网络，关于为什么网络正在成为中文文学创作的最理想土壤。
随着好莱坞娱乐工业产品和可口可乐文化在中国的泛滥，那些低级趣味的审美品味对文化的污染不小于从前中国“现代文化”中的假大空红色污染；这种污染主要是发生在情节性的艺术体裁之中，新的可口可乐式的虚假现实和民族主义的煽情神话代替了红色的假大空。虽然在小说和影视方面所可能面临的“为追求感官刺激而达成的感官刺激”的那种对于艺术作品的腐蚀因素无法侵入批评的领域，我认为文学文化批评的最大敌人同样是（批评者所可能具有的）不诚实。正如为某种意识形态而创作导致文学艺术的僵化和死亡，一种由时潮所决定的（无论这时潮是共产主义理想、文化大革命，还是经济改革、民族主义）所谓文学批评或者文化批评所能够起到的作用只能是一种误导。当然，如果我在这里使用批评的文体抵制意识形态的误导，很有可能我自己也因此走进误导的泥淖之中。于是我就更加为网络作为一种自由文学发表场所而感到侥幸，因为读者在这样的自由发表场所之中能够看见各种不同倾向的文字。
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虚妄”是有两种类型的，或为有意识，或为无意识。反观自身，我觉得自己是有着意志抵制那“有意识的虚妄”（这种虚妄也就是：为时潮为政治目的为意识形态而违背自身立场），但是一旦处于“无意识的虚妄”，则自己往往无法自知：我能够把自己设想为一个“在世间昏醉众生之中的独醒者”，陷于虚妄之中而自以为是在反虚妄。这时，网络作为一个自由发表思想的所在意义就更重大了：固然我自己的自大自信可能导致我的文字上的僭妄，然而我的读者也能够在网络中阅读到我的倾向之对立面的文字；固然某种权威的刀笔吏能够向人们灌输某种蛊惑的烟幕，然而独立思考者也总是能够以自己的文字的雨露在网络上洗刷去朦胧而让读者看见另一种景象。
于是，在这里，各种倾向之间的相互以修辞手段而达成的“东风压倒西风或者西风压倒东风”就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所有的这些倾向都能够被读者们阅读到。虽然一些通过精心加工的不诚实的文字能够在一时间达到蛊惑的效果，然而网络所提供的自由文字发表可能，使得人们能够读到各种独立的思想，因而，读者在这样的文字环境这种最终有着进入自己的独立思考状态的可能性，并自己引导自己走出被蛊惑的状态。网络为文学创造者提供的正是一种脱离时潮和意识形态的“指令”而发表作品的可能性。
我也看见一些所谓的知名作家对于网络文学现象的抱怨。我觉得这种抱怨很正常：从商业的角度出发，缺少竞争能力垄断者最怕的是自己的垄断被打破。在网络出现之前，作家协会和文联通过行政手段几乎垄断了中国的文学作品发表场所（非法流通手抄、油印本发行手段和流通可能性毕竟无法和合法出版的书籍杂志相比较，而且“非法”），所以写作者只要也只有被由非文化机构所领导的文化机构（作协等）审核通过后就能够和才能够让别人和自己都以为自己是一个“专业作家”了，而作为非文化机构的宣传部也在行政上决定了这种文化垄断的确定性，——读者别无选择；但是，网络的出现改变了这样一种关系，而决定一个写作者是不是“好作家”的评判者不再是作为非文化机构的宣传部、中国作家协会或者文联，而是文学作品的读者们。在这里，恰恰就是网络为读者提供了选择可能性，因此那些在读者的自由选择之下面临淘汰的所谓“专业作家”理所当然地会憎恨网络文学现象。

其次，我也谈一下我个人对于批评文体的看法。我曾在《橄榄树》中与同人青松兄谈论及中国文化现状中的“炒作”现象。我说因为我人在国外，本来对这个炒作的文坛没有兴趣，只是简单地不承认它。而我阅读的只是我的朋友的和我自己发现的国内外网上下的作品（譬如王小波作品是在他去世前被我在网上发现的）。但是青松兄就“被大小报刊包围”（而这些报刊都是按照“炒作”的运行程序在提供着喧哗），所以对它的态度不是“弃之”，而是想“修理整顿之”，－－因为这气势汹汹的喧哗就发生在自己的身边，不对抗不行。
因为对文学现状的不满，一些朋友就很容易以为文学和文化批评的任务就是指导（小说诗歌等等的）写作者如何写作。但是我不这样认为。如果对文学现状的有不满，我觉得文学和文化批评没有必要把重心落在对具体诗人或者小说家的批评上。因为“文坛乱糟糟”的根子不在小说家那里，而是在“文坛”本身。只要是“有意识地诚实”地写作，诗人或者小说家怎样写都行，那是他（她）的权利和风格。文坛化脓的部分原因是有太多不诚实的“评论家”和炒作家在运作，部分原因则是由于不自由的文化环境本身排斥着诚实的写作者。比如说有那不喜欢“新生代”作品的读者抱怨“新生代”败坏了“文坛”的，也有那不喜欢武侠书的读者认为是金庸败坏了“文坛”的；更有人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之所以没有自己的特点，是因为外国文学被大量地翻译成为中文而得到普及，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侵略”的结果（所以他们为自己虚构了一个不存在的“民族之根”或者一个作为口头道德标准的“民间”）。然而，如果冷静地想一想，就会看出：不少“新生代”作品（作为一类体验性作品）确实缺乏本质，但如果没有这“新生代”，中国当代文学依旧（乃至更加）缺乏本质，区别只是连新生代也不见了；武侠小说固然无法取严肃文学而代之，但是如果没有金庸，中国当代好的“严肃文学”小说仍旧少，只是中国当代通俗文学变得更枯燥乏味而已；中国当代文学缺乏本质，中国当代文学没有自己的特点，而如果没有外国文学被大量地翻译成为中文而得到普及，那么中国当代文学并不会就此获得自己的特点，只是文学领域变得更加单调而已。（我自己认为那所谓的“文化殖民或者后殖民”、“话语霸权”之类的说法都是自欺欺人的虚构；问题是出在文化环境本身有毛病，而不是因为市场上外来商品泛滥）。
对于炒作，我也可以打一个比方：那些“新生代晚生代”作品，哪怕是写得比较糟糕的，它们本身不是问题。这些作品是一种存在，也为满足一些读者的精神需要提供了可能性。正如，如果我不喜欢吃臭豆腐，还是有别人喜欢吃，所以做臭豆腐的人和做奶油奶糕的人有着同样的存在权利，而且权利平等；但是“文坛”看上去好象是因为这些作品而大有问题，为什么？那是因为两个因素混和在一起：一是在这“坛”上没有了做奶油的人（被驱逐、被打闷或者根本没有被生出来），一是“坛”上的“评论家”纷纷地把臭豆腐说成是奶油糕，－－这样一来要吃奶油糕的人把臭豆腐当作奶油糕而塞进嘴里，灾难啊！臭豆腐总是臭豆腐，再炒作炒作也还依旧是臭豆腐。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在写类似于“批评”文体的文字时，有必要把重点应当落在：一、揭露出不诚实的“评论家”和炒作家，乃至不诚实的“文坛”本身，的真面目；二、通过文化批判而呼唤那种本真的作品，通过文化批评而为本真写作者建立一个干净的文化环境。对虚假的最大打击不是将之骂得一文不值，而是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指出，为什么它是虚假的。
具体作者应当怎样写和写什么，那不是批评家的事情。因为怎样写和写什么是作者自己的事情，别人没有权利干涉。批评家的工作是让读者更清楚地看见这作者的作品到底是什么，和指出那并不明显地显示出来的东西，乃至点出作品对读者的可能作用。而那些无耻的“评论家”则往往把那些作品所不是的东西说成作品所是的东西，而因此炒作。“有意识的误导”，是明知砒霜毒仍将砒霜说成糖，比“因无知而胡说”还恶劣。
从前我听人对我说及某评论家，说他给人写序跋评论能够达到“眼镜一霎，母鸡变鸭”的境界。于是我对此便充满了反感；但愿这只是因为传言而造成我的偏见。但是，如果一个评论家成为一种雇佣喇叭手而大搞“眼镜一霎，母鸡变鸭”的时候，那么他对读者起到作用就只能是蛊惑作用。
我自己反对把批评文体的作品作为一种权威性文字。所以我也不认为我在上面所列出的对于批评的个人看法能够作为对于批评文体的“要求”，－－它们只是我为我的朋友和同人们提供出的一种参考。而我自己对中国的批评文学所抱的期望则是，重新看见新的鲁迅和王小波，－－不是作为偶像的鲁迅王小波，而是具有那鲁迅王小波的尖锐批判精神的批评作家。

京不特００。０６。０９。丹麦欧登斯

送交者：京不特 于 2000年6月12日 20:14:38
回　答：黯淡之水和一个少年的吟唱 由 阿钟 于 2000年6月11日 22:4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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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不是周末，所以在家。
托尔本来玩，我得读黑格尔，所以让托尔本自己看色情电视。
我们喝威士忌。

如果我来上海，他可能和我一起来。这小子有兰波的天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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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京不特 于 2000年6月16日 21:48:19
回　答：许多作品：记忆深处的自传〈三〉 由 许多 于 2000年6月16日 13: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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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

追求中产阶级目标没有什么不好。其实“科学的社会主义”就是说，由中产阶级消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而只剩下中产阶级。

但是不要学小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典出法语ｐｅｔｉｔ　ｂｕｏｒｇｅｏｉｓ，或译为小市民，过去在欧洲用来形容已经或者尚未成为暴发户而一心想进入上层阶级的城市小贩阶级。（中国话说“铜钱眼里看人”，就是小资产阶级的行为）。
德语为Spießbürger（“尖矛市民”。基尔克郭尔借用了这个概念词，然后京不特也借用这个词）。

祝愿：千万不要成为尖矛国民。

－－－－－－－－－－－－－－
附：

“基氏把一个单个人的发展阶段分成五个阶段：
⒈）尖矛市民（德文Spießbürger）阶段。而这里“尖矛市民”的概念不同于“小市民”。“尖矛市民”是这样一种人，他的生活就是社会所定的真与善的准则的表达，而且他相信，他通过选择而对生活产生影响。“手持尖矛保卫城邦利益是他们的天赋义务”。
⒉）品美者（英文Aesthete）阶段。虽然在西文中是同一个词，它在基氏那里却不同于“美学家”。“品美者”欣赏美，因为美是“有条理的东西”的表达，而且不要求它的欣赏者为之付出什么（义务）。品美者不愿付出（义务），因为他已经知道，那“尖矛市民”生活中的真，其实只是虚无。他认为，人们对自己的生活没有影响，人们所进行的选择因此是荒诞而无意义的。《诱惑者日记》中的叙述者正是这样一个品美者。但基氏自己不是这样一个诱惑者。至少，在他解除了瑞吉娜的婚约之后，他已绝对不是品美者了。（《非此即彼》）
⒊）道德者（德文Ethiker）阶段。基氏的道德者是指那已经从品美者所具的绝望中走出来了的人。因为他发现，世界不是虚无的，而是确信者地有着那永恒的善的，人们可以因此去选择它。这善便是上帝（在道德者那里，上帝首先是在人之外的）。这个发现给道德者以安慰。因而他积极地进入那个他所生活的社会。（在《非此即彼》中有品美者与道德者的对话）
⒋）有宗教感的人（德文der religioese Mensch）阶段。有宗教感的人阶段是作为道德者和信基督的人之间的一个阶段。那发现了上帝之存在的道德者以一种理智的方式去设想上帝。因而道德者看上去是“有宗教感的”，并且仅仅只是看上去“有宗教感”。而真正的宗教感则是：上帝是所有那人所不是的。人们不能用那概念系统去理解上帝。因此，这——去设想上帝的存在——是荒诞的。因为上帝是悖论（paradox）。那靠向上帝的道路是信，而不是知。只有当一个人完全无条件的屈从于对上帝的敬畏，并且不在乎直觉和知识怎样讲，而只是去信时，这时他才是一个有宗教感的人。（《畏惧与颤栗》、《非科学手记》）
⒌）信基督的人（德文der christliche Mensch）阶段。“上帝是爱”，是这个阶段的有宗教感的人所坚信不疑的。（《融汇贯通地实践基督教》）”

－－摘自京不特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日给里纪（王一梁）的信。

送交者：京不特 于 2000年6月23日 09:45:37
回　答：我早在1992年就常听他们的歌但浙江买不到他们的东西 由 韩星孩 于 2000年6月23日 06:4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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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天你好：
收了你的信和你磁带。先听了你的歌。我喜欢你的歌声，但是在读到你的信之前，我是在心中和你的歌词冲突着的。因为你知道我是反“尖矛人民”的。而“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则事实上是一个很“尖矛”的概念。但是不管怎样，你的歌词还是把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愤怒的青春”里的状态描写了出来。
在今天，我们应当让这个“人民”之中的每一个人成为人而不再是这没有思考觉悟的“人民一分子”了。我们对人民中的每一个人说，“人呵，能拯救你的既不是什么救世主也不是‘人民’，而是你自己的人性。人呵，用你自己的头脑思考吧，不要作绵羊了！”文化大革命的最失败的地方就是：它在使人造反的同时禁止人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它在喊着反对作绵羊的同时更强地要求人民成为绵羊。造反意味着自由，但是那文革中的造反者是失去了自由的人。这也就是为什么一场“文化革命”最后演变成了一场“文化反革命”，这也成了在文革之后（毛泽东死后）那些被打倒的反动分子重新复辟的一个原因。我们却是文革造就出来的一代人，我们不再需要“一声口号万人跟”的假文化革命了，但是那些传统的腐朽势力想要来压到我们也没门。我们却同时只能是一个个流落的单独思考者：中国人民从来就没有站立起来过。
同时我一直是一个反对“高举毛主席像”的人。在反对西方对东方的文化侵略的意义上也是这样，我们如果放弃使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的权利而继续使用偶像来蒙蔽我们自己的话，只会给“可口可乐文化”更大的文化侵略机会。事实上中国的儒家文化和西方的可口可乐文化是很合拍的，甚至在力量上也是差不多的。毛泽东的一场文化革命想要打倒可口可乐文化，它办到了，因为那时这可口可乐文化根本没有真正进入中国；但是它想打倒儒家文化，却根本失败了，因为它本身就是具备了儒家文化的本质的。文革的唯一成功就是造就了我们这一代人——一代不信邪的人。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反对共产主义，并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好的意识形态，而是因为在今天它已经没有能力再用它对人民的许诺来赢得人民的暴力了。（事实上在中国进行“全盘西方化”的正是共产主义，我们不谈这个问题吧。）
我们的真正敌人是儒文化。而这儒文化却是强有力的，当年它的所有敌对者在事实上都被它用“改造”的方式战胜了：看中国的法家文化被歪曲掉了，道家文化被歪曲掉了，墨家更被歪曲掉。但是儒文化不会和西方的可口可乐文化为敌，因为它们是同志，它们很能够在一起“替天行道”对人作恶。同西方的可口可乐文化一样，儒文化所惧怕的是“个人主义”文化。它们对人所作的事情只有一个——物化。毛泽东如此强悍，弄到最后还是没有跳出儒家的魔掌——他到底还是儒家的人。从根本上我是不分东西方的文化的，我想区分的是秩序的文化（权力的，专制的，消灭人的个性的，腐化人的尊严的，等等）和自由的文化（平等的，无政府的，使得人进行独立思考的，强调每一个人的位置高于任何集团、民族、国家、党派和意识形态，等等）。事实上我们在以前是忽略了：所有的西方“恶的思想”，诸如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霸权主义等等，在中国的儒文化中都能找到一个版本。而资本主义在儒文化中只是一个“低级意识形态”。
我罗嗦这么多，弄了半天是在解释自己，这有点扯淡。还是不谈这个吧。对儒家要进行“视而不见”，要拒绝去理会它。毛主席语录：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

你的歌词使我想到我们那些迷惘的岁月。那时我们是多么需要一个为我们指明方向的人呵，但是我们没有找到救世主。我们已经历尽了沧桑。我们终于发现，那真正拯救了我们的，正是我们心中那寻求真理的强烈渴望。我们至今没有达到真理本身，但是那追求真理的愿望却使得我们学会了独立思考。
我喜欢听你的歌，尤其是《一路走一路唱》和《上海》。但是一些其他歌词我认为只能是过去我们迷惘青春的写照而不能代表今天的我们了。今天我们为自己找到了新的格言。不管怎样我每天都把这盘磁带听上一到两遍。第一天我听了四遍，见不到你人就只有听你的歌了。
我现在还是在读书。我上次在电话中说打算找一个清洁工的工作，这是真的。我一直在想，当我能够作为一个劳动者的时侯，能够为人们作出一些什么的时侯，也就是我最自豪的时侯了。
我想念着上海，这种心情是住在上海的人们所无法体会的。我能想到你的心情在你唱《上海》的时侯。
好了，不多写了。我还是把信先寄了。顺便寄上我从前给王一梁的一封谈我看法的长信。一梁说：“信中有很多反动的思想。”
另外，在你春节离开了漫流家以后，我给他打了电话。他说你和维国刚离开。光耀在电话中说：“《常常低着头》是一部大毒草”。我说“我腿断是我撞车而不是车撞我。”蓓蓓在那里笑。

紧紧拥抱。
你的忠实朋友。
不特。

送交者：京不特 于 2000年6月25日 04:3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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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年过去以后，人类还会崇尚旗帜和冠冕
　　我把生存的方式铭刻在苍穹的左边
　　朝阳如瀑
　　苦修的人们用玄学干涉了历史
　　很多年过去以后，群山流转
　　岛屿又回到这里

　　人们总是无法离开泪水
　　无法用平静建立官殿

　　智者们有时是来自丛林
　　我也为远足的人们准备村落
　　以及缅桂花的芬芳
　　很多年过去以后，人类
　　依旧孤寂

　　在人类生存的地方我也是孤寂的
　　冥思中的神秘之城幽深昏暗。你们
　　必须找到自己的肖像
　　和坟冢

　　这里是地久天长的山谷
　　很多年过去以后，诸种困倦么

　　我把每一种生存的智慧铬刻在岁月的尽头

　　　－－京不特《同驻光阴·风景。医院之外我所流连的标识·庙宇》一九八七

送交者：京不特 于 2000年6月27日 13: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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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幸的人”：“那不幸的人就是这样的人：他的理念、他的生活的内容，他的意识内涵、他自己的本质，都是存在于他的自身之外。那不幸的人总是缺席于他自己，而从不在场于自己。”

那幸福的：只有那些谐和的精神和存在的统一体在场于其自我的个体人，才是幸福的。

什么是缺席？一种相互不谐和的精神和存在的统一体。可以表现在感情上、感觉上、意志和行动上。

对于“此刻之自我”的缺席：因为对于将来的希望而缺席于自身；因为对于从前的回忆而缺席于自身；因为对于此刻的幻想而缺席于自身。

也许基尔克郭尔说的不幸比我说的更准确：
“然而，在那希望中的个人希望著一个将要来临的时刻，而这个时刻对于他又没有任何现实性；或者，在那回忆中的个人希望著一个时刻，而这个时刻对于他不曾有过任何现实性，这时我们就具有了那根本上是不幸的个人。”

想念我的朋友王一梁

京不特

送交者：京不特 于 2000年7月02日 13: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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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有一个朋友，它是回声；为什么它是我的朋友？因为我深爱我的悲哀，而这回声不会从我的心中夺走我的悲哀。
我只有一个熟识，它是夜晚的沉寂；为什么它是我的熟识？因为它沉默。


－－基尔克郭尔《非此即彼》

送交者：京不特 于 2000年7月03日 20:5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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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是在写作，那么我就会有著一种倾诉或者独白的感觉。
（我记得我对里纪和祥子都提及过，我对“访谈”这种文体的反感，虽然有过一次例外，－－我很喜欢西渡对于桑克的访谈，我不喜欢对话文体。）

然而，在这个夏天，我重新想让自己进入写作的状态时却总是无法收集起五年六年前的那种倾诉和独白的愿望。
在上个周末的哲学系酒会上，因为话题涉及到我的论文，丹麦哲学家约尔恩·哈斯和我谈论起基尔克郭尔（我正在开始要写的这篇关于辩证法的论文中，将有差不多一百页是关于基尔克郭尔、四十页关于黑格尔，而马克思、阿多诺、马尔库塞和萨特各二十页）。哈斯不喜欢基尔克郭尔，所以他无法成为我的论文指导。我说在基尔克郭尔的各种文字中，我更喜欢基尔克郭尔作为“审美者”而写出的东西，因为它们和我在孤独之中写出的文字很接近。哈斯提出了这个现象，基尔克郭尔一生中最多产的阶段正是他最孤独的阶段；最美丽的文字往往在最孤独的时期出现。我想了想，说，在孤独但是自由自在的状态之中，人有向不确定的“读者“倾诉”的愿望；我进入哲学系之前的那一年（一九九五年）恰恰是我最“孤独但是自由自在”的时期，所以我写了自己最大量的日记。哈斯说，他通常不写日记，但是有一次他独处于偏僻，于是也写起了日记。其实哈斯和我一样，是一个孤独的人，但是因为每天学术上的事务的存在和日常与他人的闲聊，使得这种孤独找不到表达。我想起默默的诗歌《保卫孤独》。突然我也明白了我不喜欢“访谈”这种文体的原因了：因为无论是“访”还是“谈”，都是一种破坏和扫除孤独的行动，而通过对于孤独的消除，文字能够达到各式各样的效果，只是常常这样的例外：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文字方式唯一所达不到的东西就是自我。

这样，如果我出去旅行，而行囊之中没有了我自己的孤独，那么我能够行遍天涯，然而目的地不会是自我。如果是有去无归，那么所去的地方一定不是我自己的内心深处。


京不特

送交者：京不特 于 2000年7月04日 13: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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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还债．不光是祥子，还有别的朋友．分期付款．

星孩：现在在网上我们无法放纵地谈，因为那太费时间而且情绪不自然．竞宵夜谈式的对话应当发生在网下．或许我们秋天见．我继续整理尼采文字．同时在欧登斯还是事情多．

桑克：我今年一直没有写过诗歌．缺少激情．呵呵．我对诗人的理解不同于你和西渡的对话中所谈．我不同意于你的诗人概念．我觉得激情是诗人所不可缺的，但是，知性之类则不是不可缺的．所以我把你的诗人概念看作你对你自己的要求．否则，则对诗人们太苛刻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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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京不特 于 2000年7月27日 11:28:20
回　答：预告：《我的大学生活》即开始连载 由 韩星孩 于 2000年7月27日 06:5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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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白。独白。
摘一段九四年的《想法们》：


　　所以我就更加不愿在人群中讲话。因为每一个人在讲着，并希望人们倾听。我不喜欢听这人讲的，但想到我自己也在人群中，因此我假装我是在倾听。多么可怕呵，如果我在人群中讲话，而人群中没有一个人是喜欢听我讲的。而更可怕的是：没有一个人是听我讲的，而每一个人都微笑地注视着我，让我感觉好象是每一个人都在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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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跟帖：

Re: 星孩。来往的人气不重要。重要的是让人真的有收获。 - 蛇儿 7/27/00 (2)
呵呵。阳光灿烂，或者小风小雨。都好。 /无内容 - 京不特 7/27/00 (0)
最后一句漏了字.:( - 舌儿 7/27/00 (0)

送交者：京不特 于 2000年7月28日 05:0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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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系的这些日子，我的生活内容是有了变化的。没有爱情生活（我不愿把让性要求的满足误解成爱情），但是快乐和激荡的。而对于哲学系的学习本身我也是满意的——这个选择没有错。很重要的工具。最近我认识到我们以前解释许多现象的时候使用的许多名词常常是在借用西方哲学家的名词，但是在借用的时候把原义多少改变掉了（我是说，在我们使用这些词的时候，词义已经不是由他们本来所定义的那样了）。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要么我们把这些词重新认真地定义一下或者给出我们自己的用词（这样我们能够完全以我们的意志和方式来表达我们的观点），要么我们就得完全按照那定义者所给定的词义来使用它们。在形而上学课里读到自由意志和决定论的论争时，我一下子体会到这个。我把《走向道的呼唤》的译本给了哲学系的一个老人（好象是带经济哲学的硕士生的），但是还没有得到任何回音。我和他也是在舞会里和酒的时候谈起话来的。因为我是哲学系里唯一的外国人，所以不用介绍他就知道我是从中国来的。当时他走到我面前的位子上坐下问我：“在你们东方有了这么多精神的东西，你为什么还要在这里读哲学？你能在这里找到一些什么呢？”我说，“我在我申请进入哲学系的时候就心里很清楚：在哲学系的研读本身是不可能解决我从前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既然我在从前不能解决，那么靠进入一个新的institute也同样解决不了。我很清楚我是将带着绝望进入哲学系，然后带着绝望出离哲学系。但是，在哲学系里还是有着我非常需要的东西的，那是工具，为解决我自己的问题提供方法的工具。”他想了一下，说，这也对。然后他让我日后有空去他的办公室坐，可以一起谈谈。我后来没有去，只是写了一封信夹在《走向道的呼唤》里塞进了他的信箱里。事后，我开始担心了——因为我总是觉得《走向道的呼唤》缺少很多术语上的注解，我很怕他误解。（同样，在《译稿》第二期里，也是有着全部的《走向道的呼唤》的。我对自己的翻译还是不肯定。但是，我知道，汉语系的汉学家是根本没有能力翻译这种哲学性的东西的。要真正翻译好这一类文字，必须是和丹麦哲学家合作，或者，我自己要在丹麦语的哲学系里读了哲学）。如果我回中国，我得和你好好讨论一下，把《走向道的呼唤》的注解都做掉。
我和Torben常常谈及你。也可能如果我回上海的上海他也会一起来。他是很想见你的。我还对他说到那时你在信中对我说的，“在哲学系可以教博士生”的说法；他不以为然。至少他认为我现在是不能“带博士生”的。一笑。

送交者：京不特 于 2000年7月29日 15:5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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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晚上得去酒吧。昨天是一个私人酒会。

一年前我也去他们的大楼，那时他们举行克鲁泡特金的纪念酒会，那时人很多，我的许多朋友在那里，我感觉人们都是无政府主义者。

但是昨天我发现了这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之家的大楼，因为昨天只有三、四十人。但是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酒会。我的许多朋友，来自哲学系、北欧语系、国家知识系等等。

和一个丹麦韩国女孩交谈了很久，是对她讲韩国的文化。她对韩国的记忆只是她姓金，再也没有别的。而且她现在名字则叫丽卡。
卡米拉过来坐在我的腿上，她说：“虽然我不是娇小的中国女孩，但是我相信你承受我在你身上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卡米拉以为丽卡是中国人。我忍不住笑了，——不管怎样，卡米拉的身体比我大许多，所以她以为我更喜欢“娇小的中国女孩。”
［在一个月前的一次酒会上，我是和卡米拉她们在一起。那时丹麦哲学家哈斯走过来批评道：“我对骏冯说了几百遍：女人如同大象，可看而不可取。但是骏冯根本无法理解我的话！”］

不管怎样，因为我上个星期的海滩后遗症尚未痊愈，所以到了凌晨三点我就决定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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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跟帖：

Re: 关于一个酒会 - 魏晋 7/29/00 (2)
Re: 关于一个酒会 - 阿钟 7/30/00 (1)
啊！魏晋、阿钟！ - 京不特 7/30/00 (0)
那时，“我以为自己完蛋了”。 - 京不特 7/29/00 (0)

送交者：京不特 于 2000年7月29日 16:28:06
回　答：关于一个酒会 由 京不特 于 2000年7月29日 15:5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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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读给光耀的旧信。那时，“我以为自己完蛋了”。

光耀你好。
收到你的信已经很久，但是这一阵子哲学系里一直在“酒神运动”，所以没有开我的电脑，人变得半倾斜。今天发现自己呼吸困难，找医生，查出是支气管炎，于是开电脑写回信（我欠了一大堆信没写。给老不特的、给我妹的、给阿蔡杰的、给玛丽亚的和给俊良的。以及其它）。

在去医生那里之前，我以为自己完蛋了（咳嗽带血和难于呼吸），于是开始回忆往事，并盘算下一步该怎么办。等医生说了只是支气管炎而已，于是松了口气，又重新神气起来。至少还得活到三周星吧。
进入哲学系是让我高兴的，最重要还是我得到了新的朋友。夏天玛丽亚对我说，她觉得好象我一直是生活在怀旧之中。我承认她说到了要害，我在以前对“上海亚文化”的所怀的梦幻使得我过久地“活在八十年代”。但是现在我在真正的九十年代之中，我进入了一种新的精神生活。当然生命本身依旧还是象在八十年代时一样地毫无意义，这种绝望是永远也逃脱不了的。

阿大的画册出来之后，你一定通知我。我想我也许和阿大见过面，在徐家汇、在维国那里或者在杨晖的画室，那时我才二十岁，所以在很多场合我是没有和人“介绍相识”的（而那时在巴海在场的时候，人们的注意力好象也只集中在巴海的身上）。我现在想那个时候，象是在梦中一样。伸出手抓到的只是依稀的碎片。都碎了。
我又在开始气急了（我不得不用那种药物喷雾器），我得熬过这个“上气不接下气”的阶段。这病是因为气候的不正常和睡眠的颠倒，加上酒精和烟。过了这一阵子就没有问题了。

我不多写了，等状况正常了再谈了。
想念你。拥抱并问蓓蓓好。
你陈旧的朋友。不特
一九九六年十月十一日

送交者：京不特 于 2000年9月07日 02: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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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切·格瓦拉》一剧
送交者: 何清涟 于 September 01, 2000 20:30:56:

　　可以说，《切·格瓦拉》一剧牵动着不少关心中国未来前途命运的人
的心。

　　我远在深圳——这是一个社会公众对政治冷漠、而上层却一味采劝用
政治上的极端保守来换取经济上的繁荣”的“策略”的城市，没有几个人
对诞生于遥远的北京城的一个“有争议的”剧本感兴趣。但我还是有机会
读了《切·格瓦拉》，并详细问了看过该剧的朋友的现场感受。这位朋友
这样对我说：“对《切·格瓦拉》这个剧本不能仅仅从理性上去理解，我
原来只看过这剧本，很不同意它的许多看法，但到了现场观看，感受到整
个剧场气氛后，我认为《切·格瓦拉》现象值得好好思考。”

　　这个剧本写作得比较技巧，作者用切·格瓦拉这一极具人格魅力的传
奇人物所信奉的理想，取代了他从事的那个运动后来的社会实践，剧本中
始终张扬着对那一理想的追求，而那一社会实践，由于与目前还活着的政
治人物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由于它还是现实统治合法性的基础，所
以其真实面目始终隐藏在神秘的、厚重的历史帏幕之后。“真实”被迫裹
上重重莫名其妙的外壳，再加上个别远在大洋彼岸的学者，用满嘴洋概念
给我们创造了一个从来不曾存在过的文革、鞍钢宪法、大跃进，将历史涂
抹得面目全非——如此不认真对待历史的“研究成果”，与官方有意隐瞒
历史真实遥相呼应，其结果就是引导那些从未经历过文革的七、八十年代
出生的青年，竟在不知其然的情况下，对“文革”莫名其妙地崇拜起来。
最近我所读到的“经济文革”一文，作者就以为“文革”只是一群高干、
高知及其家庭受难的历史，殊不知千千万万普通人所遭受到的家破人亡之
痛，远远甚于这些高干高知们，只是历史从来不是“人民群众”的历史，
所以高干高知们在打倒“四人帮”以后，还有机会倾诉苦水，将自己家族
跌落尘埃的种种不幸公诸于世，而不少遭遇灭门惨祸、死得猪狗不如的
普通民众，却永远也没有办法再伸张他们所受到的冤抑，他们的悲惨遭遇
只能消失在茫茫历史长空。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与社会原因”，知识分
子们极少能够将这段历史记载下来，如果有人记录，那也只能在国外发表
（这一点恰被黄纪苏先生轻飘飘地斥之为“前往牛津清算‘文革’，住在
耶鲁批毛泽东”），如郑义记载广西吃人的《红色纪念碑》，本人十年前
用笔名写的记载湖南邵阳县杀人的文章《为了被遗忘的数千冤魂》等——
不过必须声明，拙作可不是在国外写的——我经历过那时代，至今不愿意
回首那个时代的荒谬、血腥与不人道。我只认定一条：理想再光辉灿烂，
但如果落实到现实，全是苏联的《古拉格群岛》、东欧与中国的社会实践
，那就只能说明这理想缺乏可操作性，只能存在于书本与理念之中。这就
好比太平天国的理想是《天朝田亩制度》，天下之男子皆兄弟，天下女子
皆姐妹，而其实却等级森严，上层人士纵欲无度，下层却必须严格禁欲。
所谓“天国”的上层与下层，过的全然不是一样的日子，这场革命除了通
过这种秩序颠覆将一些边缘人物送上了统治者位置之外，对广大下层人民
又有什么意义呢？难道我们能对劳苦大众说：“太平天国有着光辉灿烂
的理想，现实不需要与之计较吗”？

　　与切·格瓦拉熠熠生辉的理想人格对照的，是矛盾丛生的现实社会。
作者将其智慧倾注于笔端，再加上北京语言特殊的煽情魅力，用去掉一切
中间人士、中间看法的二元对立，使得整个剧本只剩下黑白地带，非甲即
乙，似乎这世界只剩下这两种选择：不是剥削就是革命；这世界只剩下两
种人：不是剥削者就是革命者。作者借助于这种写作手法上的“不公平”
，在理想与现实中间搭了一座虚幻的桥梁，甚至不管整个二十世纪的人类
历史到底是怎样写就的。其实“革命”的结果只不过是换了一批统治者而
已，底层人民的生活处境，除了用“出身论”制造一批贱民，让一般劳苦
大众在与政治贱民那种低贱如尘埃的处境相比较中，生出几分自己还是“
人上人”的虚幻感觉之外，又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善呢？更何况普通民众在
完全丧失了自由的情况下，得到的只是配给制的低水平物质生活。在克格
勃式的警察国家里，谁也没有享受自由。而且作者将革命写得那么激情万
丈，好像是一路凯歌，众位革命英雄在潇洒谈笑间，就江山易主、革命成
功。殊不知革命是千万人头落地，鲜血染就。中央电视台正在放《太平天
国》电视连续剧，虽然有一些血淋淋的厮杀场面，但那厮杀场面与野史
中记载的惨状相比，真是太温情脉脉了。史载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江苏、
安徽等省赤地千里，析骨为爨，易子为食的事情时有发生，人肉标价出卖
的事情比比皆是。

　　改革之后的社会确实存在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却不是通过暴力革命
可获解决的，它必须通过另一种不流血的革命，即制度变迁来解决。二十
世纪确实有国家通过社会改革达到了社会富足、人民安定并享有各种权力
的境界，而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及欧美国家的人民，也并非如我们想象的
那样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宪政民主制度保证了他们有自己的利益诉求
管道，最重要的是保证了他们拥有自己的基本权利，如言论自由、出版自
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正是这些权利保证了他们可以用和平的非暴力
的方式，维护着他们各自的利益，没有任何一个群体可以完全无视他人利
益而为所欲为。

　　我在美国华盛顿的纳粹大屠杀纪念馆，手持一位在大屠杀中死去的小
女孩的护照进去参观，在那纪念馆里仔细观看了一个多小时。当看到纳粹
德国迫使犹太人挂着侮辱性的牌子在公众场合示众的图片时，当看到一位
小孩在日记中记录他所经历的种种令人恐惧的事情时，我的心虽然在不断
颤栗，但更多想到的却是咱们自己的“文化大革命”。因为我那时虽然只
有十岁，但已经记事，我清楚记得我家提心吊胆地渡过每一个黑夜，因为
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要来一批什么人抄家，其实几经洗劫的家根本没剩下什
么东西，连过冬的毛衣和好一点的棉袄都给抄走了，差不多家徒四壁。抄
家者反复上门，无非是满足他们那种虚骄感与虐待狂心理。要知道我的父
亲其实只是当地一位较有名的医生而已，与毛泽东要施之以无产阶级革命
专政的几类人都沾不上边。而且，我总觉得这个犹太小孩的生存处境不一
定比我们更差，至少他还能留下日记，我们谁敢留下记录当时境遇的日记
？一篇那样的日记就可以将无辜的小孩打成反革命并送进监狱，还要株连
父母与整个家庭。至于我们对待同胞的态度，也绝不止于只挂个牌子，还
要戴上高帽子、坐喷气式，以及其他一切当时的“智慧”想象得出来的
酷刑。我看了大屠杀纪念馆以后，才明白为什么咱们迟迟不建“文革纪念
馆”，因为倘若真有那么一个纪念馆，人们只要参观过那个纪念馆，恐怕
再也不会相信有关“文革”以及其他种种神话了。

　　我重视的是《切·格瓦拉》这一剧本引起的社会反响，由于社会现实
确实如此，还由于这一剧本强烈的道德倾向，它的诞生注定要在观众心里
掀起滔天巨浪。我曾在湖南卫视“有话好说”节目做过一次嘉宾，就广州
南方百货二十五位下岗职工的住房是否应该被该企业收回的问题展开讨论
。那些职工最长的工龄达３５年，最短的也有１５年，他们的住房并非什
么好房子，也在几年前企业房改时以非产权房的形式买了下来。后来政府
发文否定这种房改，他们也恰在这时下岗，于是他们为之服务了长时间的
企业就根据政府公文要他们搬走，这二十五位工人在失去工作之后又要失
去他们赖以栖身的住房。广州媒体如云，也素以大胆敢言著称，但这件事
情不知什么原因就不能见报。这些无助的工人只能通过同情者牵线搭桥，
在湖南卫视的“有话好说”节目上展示自己的困苦与无助。那次节目中，
参与者有工人、学者、企业负责人，下面的观众出身各异，谈话的内容真
可谓是“什么阶级说什么话”。有些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两位大学生在观
众席上闪着泪光说：我们父母是湖南某某工厂的职工，我们家从爷爷一辈
子就在这家工厂工作，当我们父母被宣布下岗时，我家的感觉就像是被
父母抛弃了一样。一位与我同台作嘉宾的企业家干脆说，企业负责人有企
业负责人的难处，如果让这些下岗职工占着房，那新来的职工怎么办？企
业还要不要办下去？政府说了企业原来的房改不算数，就得按照政府说的
办。观众席上一位长沙负责房改的干部则提供了一则办法，说政府提供的
解困房也就十来万元钱，你们去买这种解困房就是。那原来抱了很大希望
的广州下岗工人们听了以后苦笑着说，我们如果有钱买政府解困房，就不
至于要到这台上来讲自己的困难，做人都有自尊。

　　这种社会磨擦加剧的现实状况，如果还被当局看作“形势大好”，一
心以封嘴消音的方式扑灭不同声音，恐怕真离“革命”不远了。《切·格
瓦拉》一剧的警示意义就在于此。

　　因权力市场化而拉大贫富差距的今天，我完全理解人们在观看《切·
格瓦拉》时的复杂情绪，因为这一剧本确实用漫画化的煽情手法反映了社
会公众对现实的一种真实认知。但我却反对在无视历史经验的情况下，吹
响暴力革命的号角，因为“格拉玛号”从来也没有驶到过它所指向的目的
地，不管坐在那条船上面的格瓦拉本人的人格魅力如何熠熠生辉。我不愿
意看到生我养我的父母之邦再次陷入革命的血海之中，除了社会统治精英
们不愿看到社会危机信号，非将社会逼上那条路不可。我认为现在中国社
会的各种矛盾（包括上述矛盾），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角色错置造成的，在
过去二十多年中，政府既要做规则的制定者、游戏的仲裁者，又要作为参
赛者介入社会经济活动并分取利益，而整个社会明明已形成了各个利益群
体，但就是不让这些利益群体有自己的利益代表与利益诉求管道。程晓农
先生曾深刻地总结过社会矛盾如此纠结的社会原因：“对社会主义国家来
说，经济改革的政治难题是，在全能主义的体制中缺少应对上述现实的机
制。政府习惯于代替民众和社会利益集团作抉择，因而也把制度变革的所
有责任和可能的社会反弹都集中到自己身上；而民众则习惯于等待政府
提供的机会，也把变革中的利益损失归咎为政府的过失。结果政府很难从
社会各利益集团的利益摩擦或冲突中超脱出来，不能有效地扮演社会利益
集团间利益摩擦的仲裁者角色；相反，政府往往被深深地卷进这种利益集
团间的摩擦，为了维持安定，只好运用公共资源对各利益集团轮番安抚。
这样，本来存在于各利益集团之间的摩擦，反而被政府变成了每个利益集
团分别与政府的摩擦；本来可能只是社会中某个利益集团对另一个利益集
团的不满，却被转化成对双方对政府的不满。当轮番安抚不再奏效时，政
府只好更多地依靠政治影响力最大的社会集团，以至于成为其利益代表，
这时政府继续推动改革的能力就被束缚住了。二十年来，我们所看到的不
正是这样的情况吗?”

　　中国知识分子在这场时代变革中到底扮演何种角色？他们近几年到底
在争什么？由于这种争论常有花翎红顶的介入，常常使得这些争论最后不
了了之。近几年来所谓“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就是这样。最近，海外
一位朋友跟我谈到他的看法，很有见地，谨录之如下：

　　“不管是从真正的自由派立场，还是从真的新左派立场去看，避谈政
治自由的‘经济自由派’和奢谈‘革命、公平’、却半句也不敢批评专制
的‘新左派’，均属冒牌货。我越观察越觉得，在当今中国的土地上，他
们虽各有后台，利益并不一致，相互妒忌、争斗，彼此攻击不已，但其实
他们各自的后台效忠的是同一个‘主子’，双方均为其‘主子’所需要，
因为他们分别支持主子的经济和政治基矗就象‘罗锅子’与和申（左王右
申）一样，彼此斗得再热闹，‘皇上’也不会真除掉谁。因此，这些在台
上‘演戏’的‘角儿’深知，自己无论怎样批评另一方，都会安然无事，
而且既能提高知名度，又能增加稿费、顾问费之类的收益。同时，他们也
并不担心被批评的另一方会触及自己刻意避谈的真正‘痛脚’。所以，他
们的‘表演’就象传统中国戏剧中的‘武打’，看着热闹，煞有介事，其
实是不必当真的。在对外关系上，他们也分别扮演着相得益彰的角色，‘
经济自由派’为争取国际资本唱‘中国市场歌’，‘新左派’则帮着‘主
子’抵制‘和平演变’、维护‘红色’江山。这个‘主子’真正恨的，是
不愿意依附的‘清流’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力图独立于任何权贵
（包括掌握经济资源的新权贵以及占据意识形态位势和‘革命’资格之政
治资源的老权贵），只讲真话实话，这才让‘没穿衣服’的‘皇帝’恐慌
。‘皇帝’真正害怕的，是‘清流’会帮着老百姓看穿了‘皇上’与‘罗
锅子’、和申（左王右申）们演的这台‘戏’，要‘轰’他们‘下去’。
……”

　　中国的“新左派”们针对的从来就不是本国的专制政体——黄纪苏先
生已将这种批评轻蔑地称之为“反极权的蹦极跳”——而是所谓的“外国
资本”。这一点与外国的新左派矛头所向是本国政府很不相同。旁观者清
，这位海外朋友的话谈得倒还真是中国的实情。《切·格瓦拉》一剧如果
将现在的社会不公归结于没有延续格瓦拉理想的圣火，而将真实的历史一
笔带过，只给我们展示虚幻的理想，至少是对读者的一种不公道，也是对
历史的严重侮辱。

　　黄纪苏先生在《革命及相关词语》一文中，以骂遍中国大地无敌手的
气概，将所有他想涮的各种思想观点都大大涮了一遍，但有几句话却彻底
暴露了他对言论自由的真实看法：“期货派挟将来以自重，仗着洋人看不
起官，认为在一体化的全球，洋人才是师祖，官不过是收编的邪派，要矮
着一辈儿，自己虽然更矮，但与师祖最亲，是精神上的嫡系。他们和官不
大融洽，虽然官那里的好处他们逐月逐项领取一文不差，但就是不肯打收
条，而且时不时还要玩回反极权蹦极跳，引得国外观众大呼小叫。官没有
办法，只好请最头疼的几位到他们最理想的国度去做活烈士。面向刑场或
劳改农场的老右派和走向美元马克的新右派真是不可以同日而语。”

　　这是什么话？活脱脱一幅在屠宰场边分肉吃边幸灾乐祸的模样。黄先
生弄错了几个问题：第一，如果大家在所服务的单位拿的是工资，那么这
是劳动所得，不叫“好处”，他总应该知道劳者取其酬的简单道理；第二
，反极权又有什么错？文中之意颇有为官现在采劝大度”姿态，只是将新
右派们赶出国家，而不是将他们送上刑场或劳改农场而遗憾，不知黄先生
读过这句话没有：“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要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第
三，不知黄先生是故意遗忘，还是确实对外界情状懵然不知，“前往牛津
清算文革，住到耶鲁批判毛泽东”的事情之所以发生，只是因为国内没有
言论自由，而那些真正挟“洋学问”以自重、为中国人重新塑造了一个完
全虚假的文革的人，那些每天只批外国资本、而不批本国专制政体的人，
恰好就住在耶鲁、麻省等地。

　　革命的煽情搞了整整一个半世纪，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历史的起点。这
已经不仅仅只是几个知识分子的悲哀，而是整个民族的悲哀了。因为它表
明，一个半世纪的苦难历史，并没有将我们这一古老民族教得聪明一些。
所有的历史苦难，都被我们用煽情语言与虚假学术轻轻抹上一层明亮色彩
，化成了后人应该顶礼膜拜的圣殿。

　　如果是这样，我只能说，在二十一世纪，我们中国还将是现代化道路
上的迟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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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跟帖：

不特好! - 魏晋 9/07/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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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京不特 于 2000年10月28日 04:14:21
回　答：当年的那些撒娇诗比现在的许多口语诗牛逼多了 由 刘春 于 2000年10月27日 09:3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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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一握手。呵呵。

再贴从前默默（他另用笔名锈容）的撒娇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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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仇雪恨（二首）

#锈容#

假如证实了在我背后你确实笑过我
走路歪歪扭扭象个喝醉酒的狗熊
那么世界就可怕了
阴谋家和阴谋家坐在一起微笑
我不和你一起微笑
我要偷偷治愈你家老鼠的钳伤
想法让你老梦见在荒野里奔跑
这以后我就大模大样地来你家拜访
带上特别补的补品
使你不知不觉长得胖头胖脑
我还要在你家窗下撒尿
浇灌那棵小得战战兢兢的玫瑰
有一天终于疯长到你家七楼窗外花蕾簇簇象拳头
你从此感到时时刻刻都有人捣你的窗口
那一天是你笑我像狗熊的二周年你很胖很胖了
谁是狗熊呢你才是一只哭哭啼啼的大狗熊



－－－－－－－－－－－


阴森森的八小时

中国的伤口哺育着我的信仰
我的幻想结出太阳的果实

没有什么果树什么也没有
整个世界是堆机器的梦境
我的脚爱品味郊野的景色
车轮的牙齿嚼着每一个道路
我为什么还住在城里呢
有一天我会悄悄来到你的身边
看你剥果皮看你剥去我的忧郁
我是个永远过不上好日子的男人
生活以八小时职业蹂躏我的幻想
我的希望在中国的伤口上枯萎
那声声再见像解散的船队


沿着阳光的路
我要摘回太阳的果实

—————————————

摘自一九八五年《撒娇》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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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跟帖：

早就读过了。但不知道锈容就是默默。谢谢。 /无内容 - 刘春 10/29/00 (1)
我把默默的诗转贴到了扬子鳄上。 /无内容 - 刘春 10/29/00 (0)
他们保存着《撒娇》南京的《民间》已经无法找到了。 /无内容 - 魏晋 10/28/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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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京不特 于 2000年11月01日 06:20:08
回　答：★★★默默★★★／《在中国长大》／之二 由 京不特 于 2000年10月31日 20: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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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漫流在八十年代所写★★★


关 于 默 默

★刘漫流★


　　一个诗人掉进语言的旋涡，他不能自拔，身不由己，并且高喊着要保卫她。他认为这是人类真正充实的表现。他的内心为此喧闹而又平静，正如他的诗所呈现的那样，它们都已直接或间接地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他和诗构成了一种奇特的生活方式。关于诗是什么。关于诗是什么，至今仍然是不可知的，但它的存在却是毋容置疑的事实，可以肯定它不是获得某种归属的产物，归根结底，它是无法取消的生命现象。
　　诗人从不狂忘的认为自己的工作是与现实毫不相关的，不过它们宁可好诗放在一个更为广扩的背景之中。从某种角度上说，默默是时代歌手。他总是将自己的使命感与时代的良心联系在一起。同时，他的诗里那种超然的悟性，甚至于宇宙深刻理解的虚无色彩。当然，他并不由此裸露理性僵硬的线条，或者借助高深的思辩，他的诗没有书卷气，莫名其妙的高雅姿态和市侩式的直接功利性。默默从不指望自己成为一个预言家，他知道他无法为我们的时代提供一种十分明确的思想，他能做的只是贡献一点点充实的理解，他对于完整的认识就是真实地表现自身。
　　勒内·夏尔认为：诗人是无数活人容貌的收藏者。默默有着他自己的执着而又辛酸的回忆、隐秘的激情，但他诗中所牵涉的决不止于个人的命运。他总是以直观的方式唤醒神秘，试图表现人的全部的生活的感觉＿＿粗糙、调皮或者的感觉。这一切根源于他无处不在的同情心和人道精神，对邪恶不调和的谴责，拒绝长大的童真，对于纯洁的绝对追求，使他的笔底过多地流露罪恶以及模式化成人社会给他带来的恐惧，这就是默默的诗成为揭示人类心灵遭遇共同的悲剧，他的诗作为整体的史诗效果，也正是由此而来，而不是纠缠文化上的细枝末节。
　　默默的诗已经形成具有的人格感动着许多人。他笔底的文字被真正赋予了声音，他的具有表情的口语、天生的节奏感、体现了严肃的宗教感情的幽默，从不流于轻佻，他有一种明澈的素质，这一切都使他的诗从本质上接近了音乐。
　　现在无须作过多的解释了，一个天才正捂着剧痛的胃，额头苍白地坐在你们面前，他使我们确信，对于这个世界来说，真正的高贵气质是永远不可缺少的。它恢复人类的自信心和爱，保证着生活不完全的堕落，或许人类自身也将由此而得到最后的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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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京不特 于 2000年11月06日 05:02:48
回　答：★★★默默★★★／《在中国长大》／之四 由 京不特 于 2000年11月06日 05: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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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长大》８６版序

郭　吟


　　在这短短的序文里，仅仅想表示：今天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对自己精神世界作种种特殊表现，决不是偶然和外在的。它的耐人之处，在于它的纯脆表现性质。它便是一种由现实剧变本身表现出来的精神现象，这就成了精神上之所以要这样的表现的根本理由。任何要求对　这样的表现的内容作出说明的企图，都毫无例外地表明不是没有能力识别，就是不敢正视这种表现，而是表明起兴趣也只在由此产生这种企图的东西本身。象这样一种深刻变故的初始，总表现为一个谜，尤其这个谜是所有发生这一变故的无数谜之中孕育出来的，这个谜就将从更高的惶惑中引出思虑。那些无论听了什么话都大惊小怪的人，不会意识到有这样一个谜存在。
同样的情形表明：我们的精神中，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迷乱，也正日益加剧着，并且已意识到，我们将无法回避。对它作出真正的解释不在今天，而在明天，我们今天处在自发的表现阶段，我们的表现是情不自禁的，我们的语言是模棱的。今天一旦成为历史，我们能否在历史上赢得真正的乐观和确立我们一代人的形象，就取决于我们今天能在精神上获得多高的展示，这既决定着我们将来的主题，也决定着我们未来所要展开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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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长大》８６版跋

白 夜


　　在你面前是【在中国长大】，写于二十世纪晚期，沿用这个古老的国家的概念，你可以把他们称作诗。但你必须注意，它们又不仅是那种东西。
　　你应该把这首诗看作一种生活方式，一项语言的实验，一幅现实和梦幻交织的图景。因此你不必从第一页看起而可以随便。
　　如果你感到以往的美学、理论教科书都找不到可以验证这些文字的观点，请你不要责怪自己，更不要懊丧，事情就是这样的。
　　最后，希望不要猜测作者是怎样一个人，这是徒劳无益的。当然他可能抽着烟或者很严肃或者很随便地从你身边走过，但总而言之，他是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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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默默★★★／《在中国长大》／之四 - 京不特 11/06/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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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京不特 于 2000年11月15日 14:42:05
回　答：阿钟的诗：往昔的倾斜 由 阿钟 于 2000年11月15日 09:3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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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接余·

失去平凡的必将功于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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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我，你同什么人来往，我就能知道你
　　　　　　　　　　　　　　　　是谁（？）
　　　　　　　　　　　　　　　　　　　　　　　　　布勒东《娜佳》第一页
　　　　　　　　　　　　　　　　　　　　　　　　　索莱尔《挑战》第一页

　　故事的进入已是一九九二年，却始自我所知道的一九八五年，当然更早的文
学生涯还可追溯至一九七九年。这时的生活将揭开一个个人与这个冷酷世界周旋
的故事，也就是从政治反抗到文化反抗的历史。对于个人的塑成来说这是一股潜
流，有时它的名字叫做“民主”，有时它的故事又被读作“文学”。无可置疑的
是，文学始终都是一种异说与自由的源远流长的自身命运的改写史。
　　十年前，一群以“未名社”为名字的文学青年和一群以“沙龙文学”为名字
的文学青年，相聚在如今已成为地铁出口处的友人旧居。对于当时已受到阻挠和
遏制而如丧家犬的文学游子来说，这是个不散宴席的梁园好梦。阿钟的真诚与恳
切在当时已学得矜持与趋兴的周遭形成异样的比照。
　　当这一小群文学青年又再次聚集在长江西路上的友人寓所时，阿钟可能已自
编了《韵钟诗稿》，其中那首人皆问佳的《黄昏写意》颇有叙述体诗艺的美感。
记得当时还邀请了孟浪、默默和卡欣。前者盘桓片时即辞离，接着默默开始朗诵
他的长诗《在中国长大》，并要求捐资出版－－当时自编刊物或个人结集的惯例
如此。由于卡欣倨傲的“文青”作风，自然是分文无觅。看起来至少是在当时，
所有的“文青”都是不正常的。他们或者摹仿自己喜爱的人物而扮演自己；或者
按照自己的本色，本能地说话与行事的现代派式的自以为是，不是为了摆脱观念
网络的负担，只是为了追随某个想当然的文学英雄，不能不说是一种时遇的误置。
然而，只有阿钟是清醒的：“文学大于人”－－但这一鼓吹却并未能减缓周遭对
他的敷衍与抵触。
　　而又一次相聚时，是个对于文学人来说将要孤独一星期的春节，地处沪宁铁
路与苏州河岸之间的洼谷地。此次相遇者的恳切与真诚，主要为阿钟所渲染，原
来温情咏咏的阿钟更是一个言词肯定且想法充沛的健谈者，并总要将散论泛议拉
到文学与人生上来。在“文青”们似乎以为没有问题的地方，却如数家珍地谈论
了许多生活的压力与非议，文学选择的不归路。因为当时《在中国长大》这一自
费出版的长诗结集还在印刷厂时就被没收，默默也因此被拘留并传讯频繁。
　　再次相聚，又是两年。此刻也许阿钟发现过分机巧和自恃才高八斗的“文青
”仍旧耿耿于怀他的不平之议和愤慨所指，模糊而讽喻地将他的真诚视作浅薄，
将他深思内省的感悟当作模仿。并由此讥为个性压抑，甚至归于生理上的解释。
阿钟，在此以后开始变得矜持，回避任何即兴、偶发式的问题探讨。
　　然而，阿钟是幸福的，更是健康的。
　　他知道哪些是可以摆脱的，而哪些是必须追求的。尽管在文学低潮的时候来
到流派或团体的众相抵捂之中，对于他却是并非青春激越的本能生发，而是“再
来一遍”的青春延长与重复一次的人生高峰时期：即“二次青春”。
　　就在上述８６－８７的两年时间里，阿钟做了两桩大事，一是《八面来风》
（即《大陆》特刊号）的编组工作，二是《１９８７：上海诗歌前浪》的推动工
作。还有大量频繁的文学活动与个人修学。
　　然而也就在这两年里，阿钟是被忽视的，也是被非议最多的两个诗人之一，
另一个是京不特。后者主要是对他人的攻击性。而对阿钟的非议则为一个成年人
被当作了青年人反抗的替罪羊。
　　考虑到当年的文学情景主要由属于混乱的现代派思潮的观念引导，因而，面
对《八面来风》上的阿钟，现代派说：这是个“乡村教师”，是个现代派“丛林
中的唐·吉诃德”！因为来自生活世情、人生激越的本土诗性在当时是被当作“
文学主义”的模态；所以，阿钟的出现，有一种传统文人再现的“威胁”。
　　如果说，在诗艺上，对郁郁的评价是不高的，那么这位活动者又怎么会与阿
钟相提并论呢？与郁郁过从甚密的阿钟，首先是个失去平凡的人！其文质彬彬，
儒雅温文的意态是按照“文学高于生活”的文学经典所塑成的文学人格。与之平
行而应起的是当时直迄八四年的主流行文：伤痕文学、小市民文学、爱情文学、
知识分子文学等等观念图解。而现代诗的崛起，大多仍为行吟式的共通范型，这
将注定阿钟似乎会成为一个舒婷式的，或者雷抒雁式的行吟或者俳歌式抒情诗人。
而阿钟：晚来的青春恰好遇上“宁要横的移植，不要纵的继承”的现代主义思潮。
象朱凌波一样，郁郁也是个浪漫的自大狂，强调感染力，词语的直接与动作性，
而这种说话就是行动的意志恰是阿钟企望所及的。如果视作感性的完满，人的力
量之激情也就不足为怪了。
　　一位九零年被杀害的浪漫诗人，黑塞的崇拜者：金匀，在八五年与郁郁纵谈
于“文化中心”的地下室时，立即欢欣鼓舞地告诉我：不要去听吴非的那套歪门
邪道。这个人才是真正的文学志士。文学是人学，是人的力量与魅力的整体！我
当时，甚至直到九一年，还并不能懂得京不特写给里纪的信上说：“人能弘法，
法不能弘人”的佛家入门箴言。只有朦胧的“外在规定性”的“威胁”，不管它
的名字叫做“整体”还是“感性完满”！单个人怎么可能依凭文学思想的观念而
又不致落入社会文化的循环与歹徒之手呢？！
　　那一年的《诗歌前浪》作为一份小结与展望的结集出版了。其时，长诗、组
诗已经更趋风流。作为文学低潮的产物，短篇诗作只能是技巧的展示，对存在读
法的导入。不幸地，现代派哀叹“生不逢时”只是观念上的根据。而阿钟恰巧生
不逢时地成为了一个现代派诗人，其技巧的展延与炫耀，在非抒情，非歌咏，非
节奏上，又强化了叙述体行吟诗风的启示录式的精致与词藻华丽。其中心自然是
一个词：虚无。擅谈晦涩的时人并没有看出什么“生活世情，人生折磨”，于是
将他们对于现代派诗风的空灵评判与图象分解的“非整体性”之罪加诸到了这个
又一次被忽视的，然而却只相信自己的感悟与经验，并为获致这些经验而不惜走
过大江南北、草原与暗街的感性至上论者。
　　与京不特的过从，如若兄弟。
　　与刘漫流的过从，如若典故。
　　“文青”说，阿钟自我膨胀得十分厉害。说：阿钟大约将他的川公路（阿钟
办公室所在地）当成了文学运动的中心，我们就干脆叫他“李川公”多好？！这
自有其讥讽之意。似乎不愿意认肯阿钟是个重要人物或者大人物！尽管如此，还
是人流翩翩，交相往还。
　　自然，阿钟已判若两人了。愤世嫉俗，蔑视文饰，文学上的是非感，述评论
十分强烈。然而阿钟还是拥有了二、三十个不凡的朋友，甚至更多。
　　记得有位友人说过，当一个人是非感的区分与分割强烈时，表明他已是成年
人了；而当一个人的述评论欲望强烈时，则说明他还并不成熟。只有当一个人对
于前景不抱希望，而又对自我十分偏执地自恋时，惊诧与莫名的疑惑才来到。难
道阿钟反倒是个以本色主体为己任的现代派？！（这时候，现代派已如同怪物，
异类，不再风流了。）
　　阿钟的叫嚷与侮骂，和他的温文尔雅一样，成为文学逸事的重要篇目。想以
非文学建立文学权威是个危险的典故，虽然我从无此荣遇，却又惊奇传说中阿钟
的这种反常。难道他想担负起一个历史落伍者的责任与设计？！
　　一度他在研究那个断代史上的伟人，带着他的感性。阿钟是个没有观念推理
性的传统学人，这时候他暂时地返回到了八三年以前的文学经典，一种理想的推
普与教化，一种个性至上的优越论。这对他来说并非是由观念，而是由生活中获
致的，即文学的反世俗性。它们是十分个人的，然而却是非个人的共同潜流。生
活中的乖戾与异己，人的可塑性的摧残，脆弱与风流的空灵者，现代众生的闹剧
背后的张惶与不由自主，此刻他放弃了传喻与皈依一种秩序的寄望，而代之以个
人的非理性力量去存续现代审丑，因而他仍旧未能返归开始时的那个经典，而仍
在经验的塑造与探索中。他放弃了文学的真诚而代之以人的真诚。正如是文学显
示了生活，还是生活显示了文学这个古老议题一样，这一次，阿钟倒过来了，生
活显示人。
　　什么是不可选择的？什么是心智上的幻觉？我们所要依凭的，和我们的感性
自发涌来与观念整形了的，真实的心曲和引进来的伪饰之情，内在的和外在的交
换根据在哪儿？重建现实（物）这个我们与之打交道的不祥之潜流开始出现于《
Ｍ，忧郁的钟点》（即《昏暗　我一生的主题》）。
　　如果说大多数常识上的文学人只曾历经一度青春神话，阿钟却单个人体验了
他的二度青春！如果说幸运的文学人只按照他本能的本色主体去走向更大的人格
主体，那么在阿钟那儿，却是劫数未免地倒过头来又履历了一遍人的自发追求的
历程。
　　当卡夫卡在他模糊的创作高峰时写下这样一句话：“一个人知道自己在干什
么真不容易”时，阿钟却始终是个清醒的自我设计者，知道价值观混乱，感性混
乱所造成的人工制品只是由于文化训练出的一种语言，和其揭晓方式。
　　决定创立“亚文化”的那个时候，内心孤独的阿钟，和外在孤独的京不特，
遇到了一个内与外均不孤独、然而感到有价值的思想却无法落到这两个现代派行
动者身上的经典文人：里纪。他们居然会走到一条以修持实践为共同心曲的道路
上来？！
　　无疑，里纪是个经院派，目力所及是倡导一种观念－－“波普”，作为推行
与普及，乃至生活主义至上的活命内涵。而京不特是个天然浑成的现代派，反抗
权威，反抗秩序，反抗崇高，反抗英雄的事迹早已使之成为一个反抗就是一切的
非理性主义的化身。
　　阿钟的暧昧就在于他曾经是个不适时的传统，又曾经是个不适时的现代派，
然而时代的意趣变迁微不足道，它仅作为人的形下之器养，重要的是人的变革才
是根本！处于理性与非理性这两个思想和情感的极端个人化的思潮之间（带着他
俩的领域差异）的阿钟：几乎成了他们的交换台和破译中心。曾经从传统走向个
人，又从个人走向经典的阿钟，与其说和彻底传统的里纪相似，不如说更和个人
主义至上的京不特有一种设愿与预期的关系。尽管骨子里的悲观和凄凉，彻底个
人主义的优越论反而构成一种奇妙的交往，但是共同的，对世俗与知识分子的批
判，对现代性传统的批判，以及对古代圣人的寓言，对古代智者的无碍无援，和
对古代主体人格的高扬与正名，正是使他们如遇适所。虽然阿钟认为个性即是一
种文化，京不特认为这一代人必将寻找他们的代言者，而里纪认为充分的个性实
际上是共同性的别名，他们还是坦诚地分析，展开了主要由里纪主笔的历史性课
题研讨：对传统文化的再释义，批判先锋主义式的现代派传统，提出“我们属于
九十年代”的美学层次上的断裂，与之同时开展对当代神秘主义倾向与活动的经
验考察与批判，重倡传统国学的人学神话。这一切，里纪是一台发电机，其有力
的思想区分与排列无疑给两个大诗人，一个是人学的，一个是文学的，以技术性
的先导与生活检验。京不特是激流与瀑布，而阿钟则是潜流与旋涡。或者，前者
是起源，后者是根源，里纪则以思想的魅力组织起了这两个美学上的异极互含的
蕴式。
　　已经开始的道路，不会中断或者改弦易辙。动乱需要人学，人学需要京不特
的激情力量，需要里纪的工具后验，更需要阿钟写下的人的基本神秘：为世俗所
累，为观念所疯狂，为人生所弃绝，为生活所悲悯，为魔鬼所役使，为美仑美奂
而有罪，为温软浓情而纯朴不再，为几代人的必由之路而闪避与自戕，他写出了
这一代学人的生活“背面”，连同他们的虚假的心理调适；人的时代限制，人的
假面，灵魂深处的心理依靠，寄食浮世的自残的劳心者的奖掖。
　　京不特的自负，在于“我没有给你们更多”的结果显示，而阿钟可能在作品
中没有那么明白无误的自我评判，却通过他的诗篇，把自己的全部生活，包括梦
幻与妄念，秘笈与奥义全部提供给了世人。因为，此刻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
些经验的由来与刻划并非属于私人的经验，连同他的无知之道，都无不属于这个
时代的人性痼疾。这些经验的显现将使人的意趣更为充实与丰厚，道德更为集中，
精神更为自由！
　　一旦这个人决定以“魔鬼”为化身，试图描述我们的生活、本性、潜流，和
奇特的救赎之道，那么如此昂贵的日常生活与经验的代价将导致不仅仅是凡常的
询问，平常的哲学需要，而是一个侮蔑了一切的首选揭密人，才具有的选择。
　　那些负籍上京的少年，只能对之瞠目结舌！
　　因为秘笈的编读方法全部展示了出来。
　　政治是令凡人神往的，有理想性，也有非理性的一面。在这里，阿钟写下了
这股神往的暗流，人的美好的可疑，及其背后的心理调适。这将注定使他放弃成
为大人物的诗章，却可能获得后来者的膜拜与启示。
　　只有后来者，才会是完成者。
　　这一情形在文学史上不是没有先例的。然而，艺术家本人却是不知道的。艺
术是超验的，也是预期的。
　　事情至此还没有完呐：
　　阿钟与里纪的过从，引发了重建神话的基本面向。也就是亚文化未定稿的第
六卷，第七卷，第八卷，第九卷，第十卷，和第十一卷：是八九年到九二年的工
作汇编。问题在于，自第六卷后的编撰工作主要是由阿钟主持的。（这时，里纪
正另组一个叫做《目录》的理论刊物。）而知道文学运动概貌的人大多知道，京
不特只在参与了第一、二、三、四卷后即已离开中国。九四年和九五年时他编出
的《亚文化译稿》三卷本已是在丹麦了。
　　在事后人们叙述历史时，看上去有一种有意识的设计与编排。而当事人是否
也有此考虑呢？为什么我个人对于未定稿的喜爱不是因想当然而产生的呐？无疑，
以后的诸卷还在按照开始四卷的格调与文体存续着，明显特点是：诗歌刊载，和
诗人自述开始占据很大的篇幅。阿钟是个诗人，而且是个清醒策划与自我设计的
智性诗人，也就定能将诗歌当作应用于一切的工具结构。这时，阿钟的文学权威
才第一次地由文学建立了起来。这也就是如同奥顿或者自白派诗人那样，使诗成
为阐释一切的具体范型！
　　因为阿钟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工作，减缓或者滞后他的创作生活，一天也没有
悬搁他对于生活的感受性分析，一点也没有怀疑过他对于神往与寄寓物的偏执与
导引，因而在那个消失与自弃的年头里，《昏暗　我一生的主题》重获信、而达
雅的潜流秩序也就顺时应情了！
　　由于叙述人性的悲悯、世情的魔状态，崇高或者反崇高这个词在一头扎进潜
流底蕴中的他那儿是没有编目的。然而，阿钟有一个看上去的弱点：虽然九三年
以后，议论他的人变得沉默，忽视他的人开始正视，且紧张地研读他，非议他的
人发觉通过他的诗篇而获致的非议具象物正是自己身上的组合部分；然而在阿钟
那儿，他不反对权威！因为这个“权威”就是作为诗人的自己。他为诗学保留了
唯一的、和绝对的解释学权利！这也就是现代主义之后的现代社会中，诗人作为
自由职业者的内涵（事实也和使命的选择相一致的是，阿钟也是这个自由职业者
行列的晚到人）。一旦一个人意识到自己是可以自由选择其工作取向与操作价值
的，这和回到古代智者无碍无援，也无惧无恃的内心生活之熔炼一样：是一种极
力维护个性文化的寄托。也许作为感性至上和诗学为业的诗人并不意识到这点。
“我来了，我征服”，阿钟以凯撒的威迈气度为宣言引题只能说明一个个人主义
至上者从不会放弃他的集体性。这个集体是他的依据和取向，虽然绝望与愤懑是
相伴的。然而，我后来理解的，心理学的内在化方式，决定了“我们期待的永远
是我们自己。我们反对的也永远是我们自己”！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并非十数个、廿个、卅个有识之士都是能下地狱并且不为所毁的！何况大多
数以文学为业的人杰正是受到生活庇护、环境奥援，甚至与行业共生性相依赖的
呢？！
　　《亚文化未定稿》中八八年到九二年，中经这个人的体例与文风的改编，为
自己，也为当代读书界和民间的文学潜流提供了一条自主其个人命运的道路与标
引。阿钟不会成为这个时代的这一文学信仰的殉道者：因为自一九七九年开始的
青年抗议文化，在以文学这一充沛而激荡的潜流走向中，以文学来立足于社会的
梦幻一经实现即被改型。所谓的文学精神以其优越论和职业作风而置自身于社会
的边缘（或叫做边缘文化），失去个性，失去本性，失去人性的文学人为一种通
释的主流文化所加诸与变形。这个“法”对“人”的张扬是一种经典的典型化延
续，一种被称叫“亚文化”的思想当然也要创造它的“经典”。只是这一次，这
个“经典”是“人的经典”，它的优越论依据只是主体人格的高扬与展延，“人
”对“法”的阐释。它的职业作风只是预言和术业的考察，它的民间典故与传说，
和它批判经验的身体力行。正如阿修罗的最大展望：如果一个人继续他的风格与
修持体系，他会成为一个德高望重的现代文学的化身！

送交者：京不特 于 2000年11月20日 20: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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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面这番讨论，假如一个人作事有过失或错误，他根据内外的区别，诉说他的动机和意向是如何良好，那么，我们就会知道如何去平衡他了。生活里的确常有个别情形，由于恶劣的外在环境使得良好的动机成为泡影，使得有良好目的的计划在实行的时候受了阻碍。但一般讲来，即在这里内与外本质上的统一性仍然是有效准的。因此我们必须说：人的行为〔外〕形成他的人格〔内〕。对于那些自恃内在的优越性而虚骄自欺的人，可举出福音中一句名言去驳斥他：“汝须从行为的果实里去认识人”。这一伟大的名言，最初本来应用在道德和宗教生活方面，但进而仍可应用在科学和艺术的工作方面而有成效。一个有锐敏眼光的教师察出学生中有特殊秉赋的人，他可以表示他的意见，说某生是将来的拉斐尔或莫扎特，这也只有考验将来的结果，才可以证实他的话有无根据。但一个低能的画家或一个拙劣的诗人夸大他们内心充满了高尚的理想而自慰，那么这种安慰便是虚妄无谓的。如果他们坚决要求，须以他们主观的意向和理想作为评判他们实际作品的标准，那么我们有正当理由可以拒绝这种虚妄无理的要求。有时又常有另一种相反的情形发生。对于有良好而伟大成就的人，人们又常根据一种错误的内外的区别去加以不同情的判断。人们说，凡别人所完成的事业都仅只是外在的表现，而他们内心中却另为不良的动机所推动，如满足虚荣或私欲等。这可以说是嫉妒之心的表现。有嫉妒心的人自己不能完成伟大事业，便尽量去低估他人的伟大，贬抑他人的伟大性使之与他本人相齐。说到这里，让我们记起歌德的嘉言：“对于他人的伟大优点除了敬爱以外，没有别的适宜办法。”人们想用怀疑别人动机、诬蔑别人伪善的办法去剥夺别人可敬佩的成就，但必须注意，人诚然在个别事情上可以伪装，对许多东西可以隐藏，但却无法遮掩他全部的内心活动。在整个生活进程里任何人的内心也不可避免地必然要流露出来。所以即在这里，我们仍然必须说，人不外是他的一系列行为所构成的。
近代特别有所谓“实用主义的”写历史的办法，即由于错误地把内心和外表分离开，于论述伟大历史人物时常常陷于罪过，即由于抹煞了并歪曲了对于他们的真实认识。不满意于其实地叙述世界史英雄所完成的伟大勋绩，并承认这些英雄人物的内心的内容也足以与其勋业相符合，这种实用主义的历史家幻想着他有理由并且有责任去追寻潜蕴在这些人物公开的显耀勋业后面的秘密动机。这种历史家便以为这样一来，他愈能揭穿那些前此被称颂尊敬的人物的假面具，把他们的本源和真正的意义贬抑成与凡庸的人同一水平，则他所写的历史便愈为深刻。为了达到这种实用主义的历史写法的目的，人们就常常鼓励对于心理学的研究，因为大家相信，心理学研究的结果，可以使我们看见支配人类行为的真实动机。但这里所说的心理学不过是对于人情的一些支节知识，它不求对于人性有普遍的和本质的理解，而主要地仅以特殊的、偶然的、和个别化的本能、情欲等等为观察的对象。但这种实用主义的心理学方法，至少应让那寻求伟大行为背后的动机的历史家有一个选择：即一方面在实质性的兴趣如爱国心、正义感、宗教真理等，另一方面在主观的形式的兴趣，如虚荣心、权力欲、贪婪等之间有所选择。但实用主义的心理学家必会认后一类动机为真正的推动力量，因为不如此他们便无法坚持内（行为的动机）与外（行为的内容）之间的对立的假定了。但真正讲来，内与外具有同一的内容，所以，为了反对这种学究式的小聪明，我们必须明白肯定地说，如果历史上的英雄仅单凭一些主观的形式的兴趣支配行为，那么他们将不会完成他们所完成的伟大事业。如果我们重视内外统一的根本原则，那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伟大人物曾志其所行，亦曾行其所志。
——摘自黑格尔《Enzyklopaedie I》

送交者：京不特 于 2000年11月23日 10:5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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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上海……

——张广天——



今夜我突然走进上海，
好象我一个人又回到舞台。
灯光布景在淮海路上，
要讲的话儿太多走不出弄堂。
数一数门牌号码想要找到你，
七绕八弯已经敲过了十点钟。
这时候迎面走过来一个小姑娘，
她的面孔我看不清楚。

上海，上海……

今夜我突然走进上海，
走到１９３０年走到外滩。
黄浦江水滔滔涌进我的耳朵，
枪声炮声隆隆响轮船呜呜……
数一数门牌号码想要找到你，
七绕八弯已经敲过了十点钟。
这时候迎面走过来一位老先生，
他穿件长袍围条围巾带我走到他的家里去。

上海，上海……

今夜我突然走进上海，
走到杨浦走到徐家汇。
没有一个人现在还想得起我，
我口袋里只剩下一个打不通的电话号码。
数一数门牌号码想要找到你，
七绕八弯已经敲过了十点钟。
这时候迎面走过来一个老朋友，
他手里拿把吉他唱歌唱到我的心里去。

上海，上海……



上海，上海……

送交者：京不特 于 2000年12月05日 12:4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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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八十年代末，本地的几位年轻人喜欢将他们写下的一些文字称为“未定稿”，主要在朋友圈子内流传，结果倒也引起了一点圈子以外的反响。
“未定稿”，这个名字让我想起了那些难忘的日子。
十年过去了，知交零落大半，有的羁旅海外，有的早已不再来往，也有的竟殂于人生中途。
借此机会，我要感谢多年来一直给予我支持和鼓励的所有亲友师长。
尤其要感谢泽雄、远山两位年兄，是他们督促我把这些不成熟的想法转化成一本书的形式，并在最后编订期间提供了宝贵的意见。
感谢为这本书组织策划、编辑出版做了大量工作的《书屋》编辑部王平先生和给予这本书出版机会的上海三联书店。
最后，还得感谢您，尊敬的读者，感谢你们的阅读，虽然我们未必有机会在世界上一一遭遇，却注定会遭遇在一本书里。这本书就在这个世界上，作为世界的一部分，我相信你们同样就在这本书中。
一九九九年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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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的未定稿》已经由三联书店出版。作者刘漫流版权所有。
不特所贴，为讨论区欣赏，并非可随意在别处发表。